169-2“广富林文化中的北来与马桥文化中的南源”接续着第一讲“最初的‘上海’”，完成上海史前3000年的梳理

【导读】5月25日，文汇讲堂169-2期《广富林文化中的北来与马桥文化中的南源》，由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黄翔作主讲，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曹峻担任对话嘉宾，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高蒙河作点评，三位嘉宾均与现场展开密切互动。本系列讲座由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协办。上报集团技术运营中心融媒运营中心作技术支持，央视频、喜马拉雅、文汇报微信视频号作直播。

经整理，现分主讲、对话、提问（含精彩瞬间）、点评（含提问和自测题）与读者听友分享，此为主讲篇。

黄翔主讲，娓娓道来，时有幽默

距今4000年到300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在经历了良渚文化的史前高峰后，上海历史在广富林文化时期进入低谷，并在马桥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向上攀援。就这样，上海的历史从距今6000年至今连绵不绝没有中断。我们所谓的高峰和低谷只是现在考古内容发现的多少而已，并不代表“上海文化发达和不发达”。

序：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

上一期讲座的考古文化终点落在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至4300年，它到哪里去了呢？这是2008年福泉山遗址墓葬中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是我亲手取出。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件玉琮应该是良渚古城区域外发现的最精美的一件。这件玉琮饰有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纹饰图案：中间饰神人兽面纹，两侧为神鸟的构图，这些都是我们认为良渚文化最重要的元素。神人、神兽、神鸟共出代表最高的等级。自出土以来，这件玉琮已经到过很多地方“出差”。

福泉山遗址墓葬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

神人、神兽、神鸟共出

上海出土了非常多良渚文化遗物，那么在这个发达的史前文化之后，历史发生了什么变化？后继者是谁？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学界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在广富林遗址的发掘中辨识出了广富林文化最典型的器物——侧装三角形足陶鼎才得以解答。这件陶鼎与良渚文化的陶鼎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三角形鼎足上的肌肉状纹理是它重要的特征之一，摸起来与小臂曲起后突起的肌肉很相似。

我们现在所说的广富林文化的陶器在发掘出土后一直被归在良渚文化中。一直到1999年，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宋建先生把它从良渚文化中辨识出来，并在2006年“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广富林文化”这一命名，即获得学术界的认同。

带着“外来客”身份的侧装三角形足陶鼎

依水而居的广富林文化

目前，可确认的广富林文化遗址都聚集在太湖周边地区，主要有太湖西边的宜兴骆驼墩、太湖南边的湖州钱山漾、太湖东边的上海广富林和太湖北边的常熟北罗墩等。此外在杭州湾以南宁波慈城小东门遗址也发现了广富林文化陶器。由此可见，目前广富林文化的分布范围较为有限。随着后续考古工作的推进以及考古学者们对广富林文化认识的深入，可能在以往发现中，也会逐渐辨识出更多的广富林文化遗存。

松江广富林遗址是目前发现广富林文化遗存最多的一个遗址，我作为广富林遗址发掘执行领队，从2008年一直到2015年，全程参与了广富林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工作。考古工作的参与者不仅有我这样的考古专业人员，还有大量专业技术工人，他们帮考古工作者完成技术工作，比如绘图、记录和清理等技术性工作。我们这样的考古工作者会与他们一起讨论发现的现象是怎么样的、研究进行发掘的方法，只有彼此间的密切合作才能保证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配合发掘的工人对于考古工作也十分重要。虽然他们不具备考古专业知识，但依旧是发掘工作的重要力量。在整个发掘过程中，这些工人会帮助考古工作者挖土、清运土壤，甚至协助进行陶片采集、归类、搬运等工作。田野工作完成后，还需要将发掘出土的陶片进行拼对，大家在博物馆中所看到的陶器都是由技术工人修复过再展出的。从遗址中完整出土的器物是凤毛麟角的。“考古”是由这些考古专业人员还有一些考古专业技工包括大量普通工人一起完成的。

考古发掘现场的大家庭，各司其职

*衣食住行之衣：有机物很难保存，骨针是还原线索

在众人的合作下，我们在广富林遗址的发掘中有哪些发现？

除非有特殊的埋藏环境，不然像衣服这类有机质的材料很难保存下来，往往在发掘中墓葬内只剩下人的骨骼。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物推测古人穿什么衣服，以及如何做衣服。

在广富林文化遗存中，我们发现了大量骨针，保存完整，通体细且长，上面有一个针眼。由于目前还未发现广富林文化衣服的残片，所以古人是如何使用这件器物缝制衣服还未有一个准确的答案。除此之外，还发现了骨笄（jī），是古人束发的器物。

广富林遗址里发现的骨针（左）和骨笄

*衣食住行之食：稻作收割技术提升，用鱼钩钓鱼

中国人是最早栽培水稻的民族，广富林文化的石犁是古人农耕的实证。此时的石犁体形较大，长度可在50公分以上。上海广富林遗址发现的石犁有着清晰的演变规律，在崧泽文化时期，石犁一般长度不超过20公分，刃角比较大。良渚文化时期，犁体量变大甚至还出现了组合式的石犁，但是单体体量没有广富林文化大。在广富林文化时期，出现了单体大体形的石犁，大体形石犁的出现代表犁耕效率提高。稻作农业生产技术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到了广富林文化时期---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低谷期，犁耕一样在良渚文化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

半月形石刀也是广富林文化的重要农业器具，古人拿它剥取稻穗。它也是广富林文化标志性的石器。半月形石刀的一侧有两个穿孔，中间绑一根绳子，大拇指穿过绳子，古人手握着半月形石刀背面来使用。配合着石镰割稻，广富林文化的古人形成了这样一套农业方式。

除此之外，广富林文化还发现了三棱形的骨镞（zú）。不同于良渚文化的柳叶形镞，广富林文化的三棱形镞更具杀伤力。

鱼钩的发现说明古人还会钓鱼。从以往的发现，包括上期陈杰副馆长向大家介绍的食鹿、食猪，通过骨鱼钩我们可以知道古人摄取水产的情况。

大单体的石犁和半月形石刀

，标志着广富林生产工具的提升

*衣食住行之住：两开间、三开间和圆形房址和钵形釜

在广富林遗址中发现了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房址F12，是目前发现保存最完整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房子。这件房屋为两开间，墙中间未发现相应连通的门道，左边30多平方，右边20多平方。通过房址的平面图能够清晰地看到基槽和柱洞。在房址的南侧还发现了一个室外活动面。房子的结构形式为木骨泥墙，中间墙体的面较为光洁，木骨外面，墙体也很平整，由于经过火焰烧烤，使整个墙体较为坚硬。这座房址被整体打包提取，目前在广富林考古遗址的展示馆内展出。

在2008年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一座三开间的房子。最西边的那间房南北两侧都有门道，北墙外面发现有一堆密集的陶片堆积，上面画着两圈，这是当时古人用于储藏用的陶器，放在了北门屋檐下。房屋的基槽中保留了大量柱洞，木骨泥墙结构比F12的完整，房屋的整体结构也较完整。

钵形釜（左）其实是一个大器盖

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座圆形的房址，在这座房址中同时出土了两件器物，分别是一件大口瓮、一件钵形釜。这两件器物同时出土为钵形釜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当把钵形釜盖在大口瓮上后，严丝合缝，形成了一个结构非常完整的蛋形，配合钵形釜发现的两个鋬手，扣过来用，从力学上来说更加合理。自此，我们可以明确钵形釜其实是一个大器盖，解决了钵形釜的定性和定名的问题。

*衣食住行之环境：湖边遗存发现湖中木桩，墓葬内有屈肢葬

考古工作者在广富林遗址最北侧发现了一处布满大量陶片堆积的遗存，通过土壤结构可以判断出这是一处位于湖边的遗存。

除陶片外，在该遗存中还发现了两排疑似树木的东西。在将周边的土挖掉后，发现露头的是木桩顶部的部分，下面很多结构都有3米多长的木桩，由此推翻了先前认为可能是水生植物遗存的猜测。暴露在淤泥以上的部分腐蚀严重，但淤泥中的木桩保存得非常好，原来这是距今4000年前人工打到湖底的木桩！

广富林先民已经在湖底打桩（左），可能修建了到湖中心的木栈桥，右为卫星测绘图和现代实物图

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些坍塌并深埋在淤泥中的横向木桩结构。在对所有木桩进行测绘以后，我们从木桩的布局上复原出两条延伸进湖里的平行线。或许，这可能是深入湖中心的一个木栈桥。

广富林文化的墓葬目前只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有发现，其中只有M35有随葬品，其余均未见随葬品。此外还发现了一座屈肢葬式的M40。与良渚文化墓葬排列有序且均为南北向的墓地布局不同，广富林文化墓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和传统，希望以后的考古工作者可以解开这个谜。

当我们把这些考古发现的要素整合在一起，广富林人生活的场景也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们会生活在湖边或者水边，无论是房子或是墓地都依水而建，对水边的开发比以往我们发现的古人要用心得多。

就这样，广富林人在湖边生活居住的场景通过考古发掘被慢慢复原了。

现场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留下陶文的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是上世纪80年代因上海闵行马桥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马桥文化的工作比较充分，在整个环太湖地区发现了很多有马桥文化遗存的遗址，数量比广富林文化多。它的典型器物之一是鸭形壶，看起来像一个挺着肚子的小鸭子，后面还翘着尾巴，口部呈敞口状。

*马桥文化的命名是老一辈留下的财富

马桥文化同样也集中分布在环太湖区域。上海虽然是马桥文化的命名地，但发现的马桥文化遗址并不多，考古发现也并不多。老一辈上海考古工作者用仅有的考古发现判断出它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区别，体现了他们的学术能力，也指导了后面学者们的研究。他们提出了“马桥文化”的命名，并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同。可以说，“马桥文化”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留给我们的财富。

鸭形壶是马桥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马桥文化展示馆外，它已成为形象代言人

*陶质坚硬的印纹硬陶：马桥文化最重要发现

印纹硬陶是马桥文化最重要的发明。“陶质非常坚硬”是它的特征，在敲击时会产生清脆的响声，这种响声与敲击瓷器的响声类似。装饰在器身上的印纹纹饰是通过拍印的方式制作而成，是陶器加工工序发展的产物。古人在对器物的形体进行加工塑形时会使用到两个拍子：一个蘑菇状的拍子，一个扁平状或者平面的拍子。蘑菇状拍子垫在器物内壁，平的放在器物外壁敲击，使得陶胎更加紧实紧密，以此提高陶胎的密度和强度。这一行为能够将陶胎的空气排出，不易在烧制时形成鼓包，所以陶器的质量会较以前好很多。当使用具有纹饰的拍子时，在拍击的过程中就能将纹饰印到器物的器表上。连续拍印就会形成连续的图案，印纹硬陶由此产生。

*硬陶器物口沿上有陶文：或是记数、署名

马桥文化陶文是十分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它们发现的位置非常单一，均出现在红褐色硬陶器物口沿上。通过对陶文的观察，陶文很可能是古人用“指甲”刻画的。

不同类型的陶文，或古人用“指甲”所刻

学者们将这些陶文进行了分类，尝试去解读它的内涵。

一类主体为数字。学者们认为，这些跟数字相关的陶文，可能跟陶器制作工艺有关，除此之外这些陶文也可能标注的是制作工序、制作的数量还有器物的数量。另一类为组合式，可能组合成一个花纹或者组合成一种内容。对于组合式陶文，学者们认为可能跟制陶泥料来源、加工方式甚至陶窑类别有关。还有一类结构更加复杂的组合，学者们普遍认为可能代表这个陶器制作者或者使用者的名字。我倾向于这种说法的理由是：通过在便于观察的口沿部分刻上自己的名字，以此区分邻里间的私有财产或是标记器物不同的功能。

以上都是考古学者现有的解读，不一定准确，只是一种尝试。对于马桥文化陶文的内涵目前还未完全解读出来，都只能做初步判断。现有的材料十分有限，随着未来发掘材料的增多，或许会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更多线索。希望在座或者直播平台前的听友们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尝试进行解读，并推荐大家阅读由宋建先生和周丽娟先生合作的文章《论马桥文化的陶文》。

本期开场时，播放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前四期）王巍先生作词演唱的MTV《南京》片段，其中展示了江南吴越历史

碎片到历史拼图间的讨论

在进行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的讨论之前，我们要明白一个考古学的基本概念：考古类型学。简单来说，类型学就是找出器物的变化规律，再结合考古地层学的判断，排列出器物从早到晚是怎么变化的、变化规律是如何的。

*广富林文化来自哪里？河南先民南下

基于类型学对陶豆、陶罐、陶鼎、陶鬶（guī）进行类比，我们推测广富林文化是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河南先民南下的结果。

以鼎为例，通过对比王油坊类型的鼎、南荡遗址的鼎以及广富林文化的鼎我们可以看到典型器物演变的线索。从这个线索反推，王油坊类型很有可能是广富林文化的来源。陶鬶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学者们也据此提出了两条迁徙路线的初步判断，分别是：从河南到苏北，过兴化的南荡遗址再到上海，以及从河南到安徽尉迟寺、禹会到南京地区牛头岗最后到上海。

王油坊类型鼎南下的两条迁徙路线图（红线）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富林文化的溯源过程中竖条纹陶杯是一件关键器物。由于它的出土，才指引我们找到了王油坊类型这一来源之一。可惜的是，后期的发掘中却未再出土类似的器物，让人不禁感叹考古的偶然性。

通过对比良渚文化陶鬶、山东龙山文化陶鬶、广富林文化陶鬶的口沿部分，可以看出广富林文化中有继承良渚文化因素的器物存在，也有和山东龙山文化相似的器物。说明广富林文化既继承了本地文化传统，也吸纳了来自北方的文化传统。

为进一步探寻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我们对广富林遗址发掘出土的玉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广富林遗址出土的玉琮制作简单粗糙，虽然在造型上保持了方圆的结构，也有平行线纹的结构，高出来的射孔结构也存在，但是完全不见良渚文化玉琮的精髓。通过这些观察，发现这些玉琮具有外形的要素，但是玉琮的内涵已经消失了。

广富林玉琮（下图）徒有良渚玉琮（上图）的形，不再具备其韵

*马桥文化来自哪里？浙南闽北等方向居多

马桥文化的器物类型很多，我们在马桥文化中区分了不同要素。当分开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它有跟良渚文化相似的器物，也有和中原商文化、南方的肩头弄文化相似的器物，在对这些文化因素进行对比后可知马桥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有良渚文化本地因素的传承，也有来自浙南闽北地区肩头弄文化的影响，更有来自中原地区文化的传承。由此，我们将马桥文化定性为来自不同方向因素的集合体，经过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化，在上海地区形成了马桥文化。

基于马桥文化所处的时期，让我们不禁思考它是否对外也有影响呢？一件现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鸭形壶，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件鸭形壶与上海出土的鸭形壶十分相像。那到底是马桥文化传到中原去的，还是从中原传到马桥文化中来的？“从发现早的地方传向发现晚的地方”是基本的判断方式。但由于这两件器物年代相差不大，所以也无法进行判断。但是，从总体来看马桥文化的器物在江南地区发现数量很大，中原夏都发现得很少，哪里发现得多，可能也代表从哪里传出去的判断。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鸭形壶（右）与马桥文化鸭形壶（左）比对

*历史的转折：距今4000至3000年的大势

良渚文化时期或是良渚文化之前的文化脉络较为单一，呈现出非常线性的发展，文化要素自始至终是贯通的，主体是一个。例如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炊器的演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器物形态几乎是一样的，仅仅在足上有变化。崧泽文化时期为铲形足，良渚文化时期为T形足或者翅形足，是很强的文化传统。

但是对比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的两件陶鼎，我们似乎就无法这么肯定地确定它们也是“一脉相承”。两件器物看似是有相同的文化因素，但其中一件为孤例，并不能作为有力的判断依据。不过，或许它会是找寻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关系的一个线头。如果将上海地区的史前史比作一根线，这根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期断了，历史在这时发生了重大变革。

黄翔认为，连接碎片到阶段性结论，找到其历史坐标，是考古人的责任与使命

考古器物的变化，有些器物是孤例，有些器物仅此一件，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发现只是历史一小个碎片，现在考古研究的结论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也就是这一小个碎片得出来的结论，跟真正的历史拼图是完全一样的吗？不一样。考古工作者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在不断发现碎片，把这些碎片拼合成更大的碎片，再把这个大碎片放到了上海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它真正应该存在的位置，尽管找这个位置非常艰难，但这是考古工作的任务和使命。

整理：丁方婕 李念

作者：黄翔

文：黄翔 图：现场拍摄周文强 PPT经主讲嘉宾授权，照片整理 丁方婕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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