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对待人才？
对待人才的态度应该端正，要让人才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可是，事实上对待人才的态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么，古代是如何对待人才？
在古代，有礼贤下士的说法，就是国君对待底层读书人比较好，待之以礼，同时广开言路，让很多意见直接到达皇帝那里，客观上有利于皇帝了解真实的情况，有利于国家发展。在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底层读书人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到权贵家里做食客，文士出谋划策，武士带兵打仗，或者做刺客，维护主人利益。只有当他们立了功之后，才会接受封赏。不然，就会藉藉五名，甚至被扫地出门。按照权贵们的理解，既然是人才，就应该显露出光辉，而不能始终隐藏着。儒家积极用世，主张儒生们要为国效力，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也要保卫国家。这种思想是对的，甚至有愚忠的成分，但前提是国君是个明君，国家政治清明。倘若昏君胡乱折腾，弄得民不聊生，儒生们还要盲目忠君，就有些愚忠了。在国君眼里，所有的人都是自己可用的人，不过眼前可用的人一定要成为亲信，而不能随便信任别人。他们认为所谓的人才就是可以发挥才能，为国君或诸侯带来利益的人，不然就不是人才，而是庸才。
其实，人才并非只是“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人，而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即便不被国君利用，也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尧打算把九州长的位子传给许由，许由听了以后到溪边洗耳朵，认为尧的话污染了他的耳朵。许由算是人才了，但不追求功名利禄，而是追求自身精神的完善，不能被强求。尧选择让他自己做主，并不会把他弄得宫中，强迫他做九州长。对待人才需要待之以礼，并不能高高在上，看不到人才的长处。即便只是做做样子，人才们也感觉受到了最大的优待，一定会拼死效力，至死不悔。无论是刺秦的荆轲还是客孟尝君的冯谖都能为主人效力，也都为主人谋得很大的利益，算是人才了。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都是为主人谋求利益，就算是人才了。
国君或诸侯对待人才会礼贤下士，会待之以礼，会奉为上宾。至于怎么用，那是以后的事，首先应该让人才感觉受到了优待，才会让他们发挥才能。曹操对待人才就是这样，赤脚迎许攸，对待“降汉不降曹”的关羽，“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追封他为“汉寿亭侯”，给足了面子。关羽给他立下赫赫战功，算是报答，华容道放走他，也算是报答。即便曹操杀掉了很多谋士，也照样会有谋士归顺于他。可以说，他知道怎样善待人才，怎样留住人才。即便用过即弃，毫不可惜，也照样会有人才来找他。刘备“三顾茅庐”请来了大才诸葛亮，才获得天下三分之一，获得蜀国的地盘。对待大才就应该屈身去求，而不能高高在上，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韩信是项羽手下的一个小头目，给项羽提意见，项羽认为他门第低微，看不起他。他连夜出走，经萧何引荐，见到刘邦。刘邦也以门第论高低，看不起他，致使韩信月夜离开，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戏份。追回韩信之后，韩信给刘邦效力，最终推翻秦王朝，还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善于延揽人才，无论是大将韩信，还是军师张良都是经天纬地之才，需要收在身边。而建立大汉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诱杀韩信，还要杀张良。验证了“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虽然人才在统治者眼里只是一种工具，用过即弃，甚至功成之后就要杀掉，以免他们辅佐别人，推翻现有的政权。但统治者表现得很和善，要礼贤下士，要把酒言欢，要满足人才的很多要求，还要人才发挥自己的才能，给朝廷效力。
古人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想任用人才，就要给他们一定的权力，让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处处限制，处处别扭，甚至听不进逆耳忠言，也就伤了人才的心。古代的人才没有太高远的目标，只是要修齐治平，做官之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需要和君主站在一起，甚至要处处维护君主的利益，为此不惜说谎话，行欺骗之能事。如此一来，人才就会变得不自由起来。受到权力系统的支配，不能自由，而那些会说漂亮话的庸才们却受到君主的待见。虽然自古至今没有固定的人才评定标准，但人才就是人才，会表现得与众不同，也会谋求一定的功利目的，起码要为衣食所安谋求出路。也就是说，人才卖的是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卖商品，更不是卖性命。对待人才的君主应该拿出诚意来，还要善于营造人才成长的环境，就像鲁迅说的，要造人才成长的土壤，而不能只是标榜人才，真到了用的时候，才发现人才已经被人排挤出局了。
除了礼贤下士，就是给人才施展才能的环境，让他们发挥出巨大的才能，而不是处处挟制，淘汰出局。隋唐有了科举制度以后，考试就成了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有了科举考试，阶层开始固化，人才开始走向官场，而一旦进入官场，就不再是人才了，而是集体的一员，集体智慧的一分子。似乎，人才就应该隐藏行迹，应该谦虚谨慎，应该把功劳给了皇帝或上级官员，而不是自己的功劳。如此一来，人才就变得非常委屈，但又有什么用呢？谁叫人才进入官场呢？而不进入官场的人才还是人才吗？似乎不是，需要进入仕途，展现特殊的才能，并为统治阶级谋求利益的人才算是人才，其余的似乎都不是，不被承认，也不被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