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4”本身或许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般糟糕，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组合。然而，不知为何却被冠以了某种负面的印象。而“董小姐”的出现，仿佛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彻底将“4 4”的形象搞砸了。她的举动或言语，可能不经意间让“4 4”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使得原本可能被忽视的“4 4”，开始被众人所关注且议论纷纷。这仿佛是一场意外的“事故”，让“4 4”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也让人们对其有了全新的、不太好的认知。

创新的人才培训选拔模式遇到赤裸裸的入学造假和论文造假，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结果玷污了初衷，这才是让人最难过的。

撰文丨老凤

国家卫健委重拳出击，广大群众吃了好久的瓜，在昨晚（5月15日晚）终于尘埃落定。

而且这次取消可谓有理有节，处分肖大夫不是因为他的医术，而是他把手术台上的病人晾在那的行为破了医生的底线；处分董小姐则是因为她的学历造假实锤，论文造假实锤。

01

经查，董小姐的入学资格存在造假行为。

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2019年境外招生对象应是2018至2019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或Time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本科毕业生，还必须按照试点班入学课程要求修完总学分不少于66学分的医学预科课程。

董小姐报名时提供的大学物理AI、大学物理AⅡ、有机化学B、无机化学B等4门课程，共计16学分系伪造，不符合当年报考资格。

同时，董小姐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主体部分（综述除外）与同年毕业的北京科技大学他人学位论文重复率超过20%，存在抄袭剽窃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而且，董某莹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有3篇属于不当署名、1篇属于重复发表，存在科研诚信问题。

董小姐的博士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均被撤销，当然相比沉没成本更大的肖大夫，尚未开始医生职业生涯的董小姐明显损失略小——反正还可以去国外混，哥大巴纳德学院的学历还在，不是么？

▲肖大夫和董某莹（图/网络）

而且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卫健委表示，对此次事件涉及的相关单位、人员开展深入调查，对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将严肃追责问责，调查情况将向社会公布。

我判断，经此一事，王辰院长力推的医学院“4+4”培养模式必将寿终正寝，这也意味着这个难得的教育改革实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02

凭心而论，舶来品“4+4”不是一个坏制度，须知医疗教学水平最高的美国就没有医学本科，要申请医学院，就要在美国本科里修完几门特定课程，而且要求的考分非常高。

据美国US NEWS报道，美国医学院的平均录取率仅为5.5%。很多排名靠前的学校GPA（平均学分绩点）在3.9以上，MCAT（美国医学研究生院入学考试）在520以上。一些学校常收到15000+以上的申请，比如乔治城大学、杜兰大学、德雷塞尔大学、塔夫斯大学等等大学的医学院。

在协和王院长介绍“4+4”好处的文章里，他说道：

4＋4”学制的临床医学教育模式肇始于上世纪初的北美，是世界医学教育主流模式中的一种。该模式是从各大学多专业本科生有志学医者中，择其优秀者，完成本科教育后进入医学院学习临床医学，毕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此模式之学制含本科教育4年，医学院教育4年，故名“4＋4”学制。

据王院长称，这种模式将医学教育定位于在多学科背景的本科教育基础之上的研究生教育。“4＋4”所设计的从众多大学招收不同学科背景的本科生，到医学院聚合到一起，上学时同学之间相互影响，做医生后同事之间相互启发、协同，与各业界广泛交流交融，才能赋予医学生群体、医生整体和医学界多学科的背景与属性，具备多学科的素养和能力。

很显然，初衷和目的都是好的，但在执行中却发生了如此之大的丑闻。借用一下航空安全中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北京协和医学院从2018年开始搞的“4+4”试点模式，经不经得起倒查？一旦倒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呈现给大家？说实话，我并不乐观。

图/图虫创意

创新的人才培训选拔模式遇到赤裸裸的入学造假和论文造假，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结果玷污了初衷，这才是让人最难过的。然而，纵观历史，这也不过是近两千年来选拔人才遇到的纠结和矛盾。

汉代的察举制其实就是现代的推荐制，在这种制度下你不能说推举出来的都是无能之辈，虽然察举到最后必然形成豪族垄断仕途，最终发展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度。

隋唐之后的重大改革，就是逐渐淡化察举制度，而改之以考试制度，这种举措能让唐太宗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也能让两宋百年文华绝代，等到明清两代发展成八股文皓首穷经，考出来的腐儒们即使挽救不了大厦将倾的颓败帝国，也不能否认一千多年的考试远比察举来得公平许多。

03

时至今日，1978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已成全民信仰，也是所谓最后的公平，这里面的意味相当深长：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人在推举推荐的时候能秉持公心。协和的“4+4”制度，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王院长引进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不可谓不周全严格，比如要求名校毕业（而且是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比如要求两位副教授以上的生物学医学副教授的推荐信，又比如最后毕业要求的论文。

然而，这些外表看上去周全的制度，其实到处都是漏洞，也无非可以等同于汉代举孝廉时要求的“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每一条都彰显明德，每一条也都是人情世故。名校毕业可以先进社区大学再转学，副教授推荐信如探囊取物，毕业要求的论文可以抄袭，可以代写，甚至还可以买来。至于入学后受到的呵护和栽培，并不能体现学生个体能力，只能反映他的家庭背景。

这些关卡上都有从招生办到评审委的把关，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作为没有超出社会上那些愤世嫉俗者们的想象，这些学术界的专家教授们确实在每一个关口都徇了私、舞了弊。就像汉代举孝廉最后也落得被民间编成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这种信任的彻底丧失和学者们的道德沦陷，比几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处士混进医生队伍更令人痛心。这意味着我们在所有的关卡上，只要不是高考那种糊了名的考试，都有极大的概率在暗中进行勾兑和交易；只要是公共资源，就有极大的概率被用来寻租。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意味着所有的选拔都只有考试这一种模式才能让大众心服口服。

图/图虫创意

所以在这件事上，社会已经不可能期盼最优解：“4+4”的选才制度能选拔出真正的复合型多学科背景人才；或者次优解：加大管治和监督成本，来监督这种制度按照初衷运行，因为你不能保证董小姐们的家族搞不定监督的人；只能寻求千年来的解法：一考定职业，所有考试必须统一命题，糊名考试。

这样，虽然未必能选拔出最佳人才，但至少能防范出现彻头彻尾的水货和混子。以僵化为代价寻求相对公正，就是道德失范后，社会要承担的后果了，社会也只好承担这样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