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队望风南逃。1949年7月18日中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6军先遣部队，未经任何抵抗便解放了湖南东北部的平江县。南下干部齐寿良担任县委书记，接管平江各项工作。

平江解放后不久，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发动起义，湖南宣告和平解放。湖南是革命老区，在土地革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还建立了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无数老百姓加入革命队伍。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先烈们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不仅自身，就连他们的家属也遭到敌人的屠戮。许多革命家属不得不背井离乡，以躲避敌人的追捕，他们吃尽了苦头。湖南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许多当年逃离家乡的人也陆续回来。

一天，一位乞丐模样的女人急匆匆地走进平江县委办公地点，找到新上任的县委书记齐寿良。她从一件破棉袄中拿出16两黄金说要交给党组织。

齐寿良听后大吃一惊，一方面，眼前这位妇女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为何却能拿出16两黄金？另一方面，16两黄金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让一个穷人过上稳定的生活，她为何自己舍不得用却要交给组织？

齐寿良内心非常不解，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他第一反应是说：“我们有规定，不能要老百姓的东西。钱不能收，但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我们尽量解决。”

那位妇女有些激动地说：“我叫朱引梅，这些黄金是我丈夫临终前让我保管的，其中12两是组织的财产。这些年我一直在乞讨躲避敌人，没有找到组织，另外4两原本是我的嫁妆，现在就当做党费交给组织吧！”

让齐寿良有些意外的是，眼前这位叫朱引梅的妇女原来是自己的同志。但她的丈夫又是什么来头，为何会为组织保管这批大额经费？他因何牺牲，朱引梅这些年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涂正坤

朱引梅的丈夫叫涂正坤，1897年出生于平江县嘉义一个裁缝家庭，只读了四年书，便跟着父亲学缝纫。为了生活，他走街串巷，常常看到穷人被地主恶霸欺压。天生富有正义感的徐正坤曾在家乡发动农民对抗地主恶霸。

1924年，中国革命形势日趋高涨。平江共产党员罗纳川奉命开创平民学校，并建立农民协会，指挥农民开展革命斗争。他得知涂正坤有进步倾向后，主动劝说涂加入农会运动。

解放前，纸是平江四大特产之一。平江多山，山上多种有竹子，造纸业非常繁荣，有许多造纸工人，他们同样常常受到工厂老板欺压。为争取工人权益，涂正坤曾发动工人罢工，迫使造纸厂老板给工人加了工资。

1925年，经过一系列斗争考验后，罗纳川介绍涂正坤加入了党组织。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后，老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作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回击，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一系列起义。

涂正坤带领工农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但在战斗中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涂正坤并没有放弃，他把身边剩下的战士带到山上打游击。对镇上的团防和土豪劣绅发动偷袭，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据朱引梅的回忆文章介绍，敌人奈何不了涂正坤便从他的家人下手。先后杀害了涂正坤的母亲、父亲。涂正坤强忍悲痛，仍然坚持与敌人斗争到底。

1928年，彭德怀、黄公略领导发动“平江起义”，全歼了当地的挨户团。徐正坤闻讯后立即与黄公略取得联系，并把部队带到县城与彭德怀的主力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

后来红五军逐渐建立了以平江为中心的湘鄂赣边区，涂正坤先后担任过平江县委书记、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务。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失利，主力部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为了牵制敌人，仍留下了部分力量在苏区进行游击战争。涂正坤奉命留守苏区，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艰难游击战。

红军主力转移后，敌军即以重兵扑向苏区。在战斗中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红16师师长徐彦刚先后壮烈牺牲。此后便由傅秋涛接任省委书记并兼任军区政委、涂正坤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负责军队，一个负责后方工作。

那时部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又成天面临着敌军的“清剿”，处境非常艰难。敌军构筑层层碉堡，分割包围红军游击队，隔绝老百姓与游击队的联系；此外，还利用一些叛徒引诱意志动摇者下山投降。

据朱引梅回忆，游击队有时候半年也吃不上一顿白米饭。为了解决吃的问题，涂正坤亲自兼任粮食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穿过敌人封锁搞回来几升米，配着野菜熬成粥，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算一顿高级餐了。

红军游击队

战士们帮涂正坤打一大碗，但他却让给伤病员，自己跑去挖野菜、摘野果充饥。战士们的衣服几年没有换，身上打满了补丁。涂正坤在忙完自己的工作以后，也帮着战士们缝补衣服。那段日子虽然艰苦，但在涂正坤等人的领导下，大家的心始终凝聚在一起。

在这样的艰难处境里，涂正坤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他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斗志，鼓励着战士们坚持战斗。游击队克服生存困难和敌人的“清剿”，最终保存了900多人。人数不算多，但都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忠诚战士。

“西安事变”爆发后，敌军被迫停止了对游击队的进攻，此时湘鄂赣省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由傅秋涛担任省主席，涂正坤担任省委书记。紧接着“七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通电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者。

那时湘鄂赣省仍然未能与中央取得联系，他们只是从一些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相关消息，对消息的真伪一时无法做出判断，为此省委召开过好几次会议进行研究。

涂正坤等人判断，抗日是党一贯的主张。而且“西安事变”，经过中共中央调解最终和平解决，这说明国共有再次合作的可能。后来他们又在《解放》报刊上看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综合这些情况，涂正坤等人决定：一边派人前往延安与中央取得联系，一边与敌人进行谈判，合作抗日。

此时国民党见缝插针，想利用叛徒孔荷宠等人来谈判，“招抚”收编游击队。傅秋涛和涂正坤听了非常生气，告诉国民党联络员：“如果你们要派他们来谈的话，我们一见面，就要杀掉他们。”这种坚决的态度，强有力地回击了敌人。

最终，国民党答应游击队派代表前往武汉与武汉行营直接谈判。游击队代表在武汉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延安发去一个电报，没想到几天后收到了中央的回电。中央表示将派董必武来武汉指导谈判工作，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达成协议：

游击队以平江嘉义为中心集结，暂时改编为抗日游击队，由武汉行营发给供给。

此后，游击队便陆续下山集结。新四军军部成立后，原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出任团长并率部队开往皖南抗日前线。

新四军剧照

这支部队大部分是平江人，开入皖南后在平江留有许多伤病员和家属，需要妥善安置。另外平江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可以作为新四军后方基地。为此，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平江嘉义设置留守通讯处。当时涂正坤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上校参议，党内身份是江西省委副书记。

部队开走以后，通讯处已无武装保护。涂正坤等人意识到，只有团结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才能长久地在平江战斗下去。他们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先后发展了600多名党员，又动员了许多青年去参加新四军。

为了巩固统一战线，通讯处的干部甚至还帮一些友军整顿军纪。国军第82师驻扎岳阳时设立了一个教导队，征集青年学生入伍，但无人肯去。该师师部找到留守处要求聘请教官，为了支持友军，一些在当地有威信的党员被派去82师任职，该师才召集一批青年入伍。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一方面，日军占领了许多大城市，战线拉长，无力再发起大规模攻势。开始将主要力量用于针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对国军则以诱降为主。

另一方面，国军在正面战场接连溃败，投降情绪弥漫，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攻”的四项方针，同时还通过了老蒋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当时驻扎在平江的是四川军阀杨森领导的第27集团军，他积极贯彻老蒋的反共方针，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视为眼中钉。杨森曾派人到通讯处假惺惺说：“为了方便大家联系，请你们搬去县城。同时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请给我们一份共产党员名单。”

涂正坤意识到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义正辞严地拒绝说：“通讯处是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设立，没有军部命令谁叫我们也不会搬。至于我们的名单是我们党内的事情，用不着你们操心。”

不久后，第9战区传来老蒋的密令，要求解决掉平江通讯处涂正坤等人。杨森开会进行了精心布置，增派了一个特务连驻扎到离通讯处不远的灵官庙，同时安排了大量特务在通讯处附近监视。

涂正坤等人意识到形势不妙，但当时整个湖南省仅剩平江一个通讯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军部的命令绝对不能撤走。为应对意外，涂正坤将办事处人员精简到30多人，把已经公开身份的党员送去新四军或者隐蔽起来。将重要文件也进行了处理。

他对妻子朱引梅说：“我们都是党员，要随时做好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如果我有意外，你要带好明儿，坚持革命到底。”此时涂正坤身上还保管着组织的活动经费，他也反复交代妻子，如果有意外一定要带出去交给组织。

平江通讯处旧址

那段时间，为了防止武汉日军向南推进，涂正坤带着通讯处的干部发动当地群众挖坏公路。1939年6月12日中午，大家劳累了半天都午睡去了，通讯处来了两个老百姓，涂正坤接待了他们。

刚谈到一半，27集团军特务营一个叫张绍奇的中尉突然跑到通讯处，他通知涂正坤带人到乡公所去研究破路事宜。尽管之前涂正坤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但事关抗日大计，涂正坤觉得自己不去会落下破坏统一战线的口实。加之当时大家都在午睡，他便独自跟着张绍奇出门了。

不料，他们仅走出去五十多步远。张绍奇突然干咳了一声，然后迅速溜进一条小巷子里跑了。涂正坤刚反应过来，事先埋伏在巷子里的几个敌人端起机枪便朝他扫射。涂正坤中枪倒地后仍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反动派下毒手了，同志们快跑。”

通讯处的干部听到枪声惊醒，但他们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敌人却贼喊捉贼，一边大声喊道：“有土匪！”一边冲进通讯处，把全部人员抓捕。

朱引梅听到枪声后，立即把丈夫保管的黄金藏到柴房里。此时她才想起，自己9个月大的儿子涂明涛还丢在房里。她从窗户里看到敌人正要把儿子抱走，紧张得几乎连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幸好机智的房东一把从敌人手里抢过孩子说：“这是我孙子！你们不能带走。”才救下涂明涛。当时敌人四处搜捕通讯处的干部，在当地群众保护下，朱引梅才带着儿子逃出去。

当天晚上，通讯处又有5名干部被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连同涂正坤在内总共6名干部牺牲。

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先后致电国民党高层，痛斥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杀害我党干部的恶行，强烈要求严惩罪犯。但国民党层层包庇，仅将涉事连长撤职。

中共的主张虽然未能完全实现，但通过这一事情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行径，对于团结群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积极作用的。

丈夫牺牲后朱引梅无比悲痛，同时她也害怕敌人会“斩草除根”继续追杀他们的儿子。加上当时地方党组织被破坏，一时联系不上。朱引梅只能带着儿子躲进深山，为了生存她在浏阳—平江—通城一线的大山里流浪，靠乞讨为生，有家不敢回。

在嫁给涂正坤之前，朱引梅出身大户人家，没吃过什么苦。但为了躲避敌人，她带着儿子躲进深山，风餐露宿。饿了就在山上挖点红薯吃，实在熬不下去了就下山乞讨一段时间。有时候走到偏远的地方，靠打零工换点粮食吃。

就这样，朱引梅一边流浪一边乞讨渡过了极为艰难的10年。直到听到湖南和平解放，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又打回平江来了，她才敢下山找组织。最终县委书记齐寿良派人调查，核实清楚朱引梅身份后收下了这笔金子，并给她打了一根收条。

当年媒体不发达，知道此事的人不多，随着岁月的流逝便渐渐被人淡忘。直到1995年，平江县搞房改。当时80多岁的朱引梅住在机关宿舍，靠遗属补助生活，加上儿子身体不好，生活过得比较困难，竟然拿不出购房的钱。

朱引梅无奈之下只能向县里求助。经过组织调查，才知道朱引梅当年的事迹。最终，省里给朱引梅补贴了1.4万元。

涂正坤牺牲后，朱引梅手上保管着16两黄金，她其实有很多选择。涂明涛回忆说，当时这笔黄金足够买一座房屋和几亩田地，这完全可以使他们母子过上安稳的生活。只要朱引梅说这笔钱被敌人抢走了，没人能查出下落。

但朱引梅没有这样做，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靠乞讨为生，她也始终未动用过半点黄金。有人问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朱引梅说：“我一直相信共产党能取得胜利，一定不能做对不起组织的事情。如果花了这些黄金，不仅会玷污丈夫的清白，而且还给孩子做了错误的示范。”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信念，朱引梅坚持了10年，幸运的是她总算看到了革命胜利。朱引梅背着黄金去乞讨的事迹也让世人看到，在革命先烈心中对组织的忠诚远比黄金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