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订婚强奸案”宣判，为何难缓解由此引发的婚姻焦虑
“订婚强奸案”引发性别焦虑和结婚焦虑的底层逻辑，还在于性同意与财产关系的紧密关联，以及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和信任危机
12月25日，山西省阳高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一起强奸案，被告人席某某因犯强奸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从官方通报来看，似乎只是一宗毫不起眼的普通刑案。而在公共舆论场上，这一个案被冠以“订婚强奸案”之名，刷爆社交媒体。由此引申出的名梗“请先生赴死”，也成了今年的网络热词。
此前陷入“订婚强奸案”舆论漩涡的版本是，2023年5月1日，女方与席某某订婚。男方给了一半彩礼10万元（迎娶时付另一半），同时承诺，结婚一年后在房本上加上女方名字。5月2日，女方举办回门宴。当天下午，这对准新人在婚房发生了关系。女方母亲打来电话，引导男子承认强暴的事实，并录音保存。5月4日女方报案当天，男方母亲当着办案民警写了保证书，同意在房本上加名。5月5日，男子因涉嫌强奸被带走立案调查。
但经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1月30日，被告人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当地某婚介所介绍认识。5月1日双方订立婚约。5月2日下午，在阳高县某小区的房屋内，被告人不顾被害人的反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被害人于当晚打电话报警。经阳高县公安局侦查取证，于5月5日对被告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6月27日阳高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犯强奸罪，向阳高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男方和女方回婚房时的监控视频截图。图据大风新闻
客观事实部分，要厘清并不难。比如报案时间，法院查明的是“当晚”，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是“几天后”。事发后即时报警，有助于说明女方当时对发生性关系的主观意愿，而几天后再报警，叠加网传女方要求房本必须马上加名等，很容易被解读为以报案为要挟，或至少目的不纯。
在法院公布的审判长答记者问中，证实了订婚当天男方交付部分彩礼，以及席某某和其父母书面承诺，结婚一年后在房屋产权证上添加被害人的名字等情节。法院通报中也专门辟谣，此前网传的“骗婚”“以告强奸进行敲诈”“订婚发生关系后第4天，女孩控告强奸”“双方当事人为同居关系”等传言，均系不实信息，同时还借此呼吁“尊重个人隐私，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客观事实只要摆出具体证明材料，争议自会消退。但就“骗婚说”“敲诈说”这类推论，却无需辟谣，也难以辟谣。从逻辑上说，就算强奸成立，也无法排除骗婚或敲诈的可能性。当然，不能证伪，并不代表必然证实——是否骗婚或敲诈，同样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条。
对于这宗司法案件来说，当事人主要包括被害人和被告人；而对于这起社会事件来说，当事人除了席某某、女方，还包括广大单身男性、单身女性，以及他们的家长。“请先生赴死”流行的背后，是众多未婚男性的结婚焦虑：订婚很可能不是婚姻的开始，而是女方随时可以启用“强奸”来要挟甚至敲诈的序幕。
强奸罪在刑法上，只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概括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性行为的发生是否“违背妇女意愿”，是强奸罪名成立与否的关键。虽然女方的证词并非唯一决定因素，在法理上还需考虑其他证据，如物证、旁证等，以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方的证词就是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愿”的主要依据，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从审判长在答记者问中提供的信息，当晚报警后，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身体检查，左右大臂、右手腕均有淤青；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卧室的窗帘被拉下掉落；小区监控录像也有被害人被席某某强行拖拽回案发现场14层房内等画面，再加上女方证词等，都是证据链的组成部分。因席某某当庭表示要上诉，一审认定的证据链是否完整，单个证据的证明力有多大等问题，还需二审法院给出解答。
而跳出个案看这起社会事件，“订婚强奸案”引发性别焦虑和结婚焦虑的底层逻辑，还在于性同意与财产关系的紧密关联，以及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和信任危机。
从法律上说，性同意权从来都是独立权能，它不得附条件，也不附属于其他任何权利。但生活从来不是理论，女方或女方家庭将彩礼金额或房产权属作为性同意的前置条件，并不鲜见。尽管大多数人对此不屑，甚至视为愚昧落后，但附条件的性同意和附条件的婚姻，又是一些人的自愿选择。
随着法治的推进、社会的发展，社会习俗的约束力越来越弱。彩礼无法证明婚姻关系，订婚也不代表同意性行为，因应“请先生赴死”的焦虑，为男方支招的各种“指南”“教程”“攻略”喷涌而出。相信这些讨论最终必然会指向立法、影响习俗，并改变今天仍见惯不怪的交易婚姻和交易性行为。这背后，也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那就是社会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王琳
编辑 汪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