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生开始“数字自焚”，这一令人痛心的举动背后隐藏着诸多无奈与挣扎。他发出“把我名字删了吧，我不想被遣返…”的呼喊，仿佛是在绝望中寻求一丝生机。或许是面临着学业压力、生活困境或身份认同的危机，让他陷入了如此艰难的境地。这不仅是一个个体的困境，也折射出部分留美学生在异国他乡所经历的迷茫与困惑。他们在文化碰撞与制度差异中苦苦挣扎，希望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出路，而“数字自焚”则是他们在痛苦中的一种极端表达，让人不禁为之惋惜与思考。

“请把我从那篇文章里删掉吧，我不想因为这点事被遣返。”

这是《哈佛深红报》编辑室最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之一。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学生签证政策的收紧，一场围绕“署名”与“沉默”的隐秘战争，在全美大学校园悄然展开。

留学生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要求从学生报纸上删除自己曾经说过的、写过的每一句话。他们不是后悔表达，而是担心表达的代价——可能是一次无法挽回的遣返，或者是一场关于“国家安全”的政治标签。

而校园媒体，正站在言论自由与现实政治之间，面临艰难抉择。

2025年3月25日，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土耳其籍博士生鲁梅莎·奥兹图尔克（Rümeysa Öztürk）在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被六名便衣联邦移民官员拘留，并被带往路易斯安那州的移民拘留中心。

奥兹图尔克此前是持合法F-1签证入境，并已获准在塔夫茨大学就读。

拘留的导火索是她一年前在校报《The Tufts Daily》上，与其他三名学生联名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该文批评了校方在以色列-加沙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呼吁学校认定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并中止与以色列有合作的公司关系。文章发表后，共有32名学生签名支持。

在其后进行的移民听证会上，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引用该篇文章作为她“支持恐怖组织”的证据，并据此撤销其签证、关押候审。

尽管奥兹图尔克的律师团队强调她无任何激进或违法记录，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也未发现她与哈马斯或极端组织有任何实际联系，但特朗普政府仍坚持以“国家安全”为由拘押她，引发广泛争议。多位民选官员和人权组织公开谴责此案，认为其侵犯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

4月18日，联邦法官威廉·塞申斯（William Sessions）裁定必须将她从路易斯安那移送至佛蒙特州，并计划在5月9日召开保释听证会。包括波士顿市长吴弭（Michelle Wu）在内的多位政界人士发声支持释放她，27个犹太组织也发表声明，呼吁政府尊重基本人权，不应因政治立场而惩罚一名学生。

奥兹图尔克的遭遇不是个例，而是引爆了全美高校留学生的恐慌神经。此后，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关心如何表达观点，而是担心自己是否“说得太多”。

于是，一场从哈佛蔓延到普渡的“数字自焚”运动悄然开始——

哈佛大学的《深红报》已有152年历史，是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学生媒体之一。但社长麦肯纳·麦克雷尔（21岁）坦言，这段时间他们的编辑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庇护所”而非新闻机构。

仅最近两周，《深红报》就收到10起删名请求，其中不乏追溯至十余年前的旧文。许多请求来自国际学生，他们担心过往参与校报写作或受访内容可能影响签证续签或入境。

类似的焦虑也在其他高校迅速蔓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日报》编辑委员会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仅在一个周末就批准了三份删名请求。主编艾米丽·斯科尼克坦言，“这些决定比我们任何人预想的都更紧张和困难”。她补充说，编辑部每周接到5到10起类似请求。

在达特茅斯学院，学生报纸编辑部曾在社交平台发出匿名调查，结果显示约半数国际学生表示“曾因媒体署名感到恐惧”，有学生称“即使只是被引用，也在考虑是否申请身份保护”。

普渡大学的《Exponent》则直接采取集体行动：将所有在2023年10月7日（加沙战争爆发日）之后发表的涉及巴勒斯坦支持言论的文章中，涉及学生的真实姓名统一匿名化。该报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拒绝成为国家利用信息追责的协作者，拒绝让学生的言论成为移民官手里的判词”。该声明由部分编辑委员会成员署名支持，显示在普渡官网和校媒平台首页。

在新闻业传统中，署名不仅是对作者的认可，更是一种历史记录。但现在，编辑室不得不重新定义“记录”与“责任”的边界。

密歇根大学的《密歇根日报》联合主编玛丽·科里回忆，他们曾为两名国际学生的署名争议争论至凌晨一点。她说：“他们愿意公开说这些话的前提，和几个月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与此同时，一些学生报纸仍在坚守传统。《美洲狮报》的观点编辑帕克·霍奇斯-贝格斯（20岁）表示：“删除历史记录与我们作为记者的使命背道而驰。”他们决定暂时不更改删名政策。

而一所常春藤盟校的报纸，则在咨询新闻大机构法律顾问后拒绝了删稿请求，理由是“就算删了，互联网档案馆也会保留”。

《纽约时报》援引非营利性法律组织“学生新闻法律中心”的话指出，3月份该组织收到的法律求助请求比去年同期增长39%，其中几乎全部与“删名”“匿名”“撤文”有关，多数来自涉及以巴话题或亲巴示威的背景学生。

图源：学生新闻法律中心官网

该组织的高级顾问迈克·希斯坦德直言：如果媒体一味坚持署名原则，最终只会让学生选择沉默——“我们就失去了最需要发声的人。”

这种“自我沉默”趋势也在校园中蔓延。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哈佛本科生Leo Gerdén指出，越来越多国际学生已经不敢再抗议、不敢再接受采访，也不敢碰政治话题。

Gerdén曾在《深红报》发表一篇专栏，呼吁同学勇敢发声。他写道：“如果我们因为恐惧而选择沉默，那么民主将踏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有些年代，异见被焚于火中；

有些年代，它被埋进算法、埋进沉默、埋进不敢留下名字的空白处。

在美方不断收紧签证与审查边界的当下，留学生们删去的，不只是名字，更是一次表达的勇气、一份公开身份的信任感。

新闻工作者试图记录，但面对越来越多“请删掉我”的请求，纸面上的署名、网站里的存档，变成了风险点，而非荣誉章。

当高校编辑室变成“避险中心”，当评论文章成了“申请障碍”，我们不得不承认：信息的开放程度，已经悄然决定了谁能留下，谁必须隐去。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火光都照见了审查的形状。今天，没有烈火，没有命令，但删除键已足够安静地完成一场“数据层面的焚毁”。

这场沉默，是留学生写给世界的一封未署名的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