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美团商战激烈，这对骑手的影响较为复杂。从一方面看，商战可能促使双方为吸引用户而加大补贴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骑手的配送订单量，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例如在某些时段，骑手的单量可能会有所上升，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赚取报酬。

但从另一方面讲，商战也可能导致市场竞争过度激烈，配送规则和要求可能更加严格，骑手的工作压力可能增大。而且如果竞争导致价格战过度，可能会压缩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最终未必能真正让骑手受益。所以，京东美团商战能否惠及骑手，还需看双方的策略调整和市场的实际反应。

近日，外卖平台的商战再次升级。

4月21日，京东集团发布《致全体外卖骑手兄弟们的公开信》，信中称部分平台强迫外卖骑手“二选一”，不能接京东平台秒送订单。对此，京东宣布多项举措，包括招聘10万名全职骑手、对超时20分钟以上外卖全部免单。

当天晚上，美团“小团有话说”微信公众号回应称，从未限制骑手在饿了么上接单（单量为某平台数倍），未要求骑手不跑闪送、顺丰等其他即时配送平台，同样更没有任何理由对某平台进行任何限制。

外卖市场已经被美团和饿了么占据多年，为何京东想挤入？而外卖骑手们能在此次“商战”中获得更多保障吗？

京东为何入局外卖？市场规模已超16000亿

数据显示，如今的外卖市场，由美团和饿了么两家主导。

据开源证券，从2014年到2023年，美团在外卖市场的占有率已经从30%升至64.6%。其中，美团在2023年拥有745万骑手数。

外卖行业潜力巨大，也吸引了无数平台入局——过去10多年，百度、滴滴、抖音、快手曾接连下场做外卖，但都未能撼动美团和饿了么的市场地位。

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从2017年到2024年，外卖市场规模稳定扩大，从3013亿元一路飙升到16357亿元。到了2025年，仍有京东入局挑战。

事实上，京东想做外卖早有风声。2022年6月17日，时任京东零售CEO辛利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京东已考虑进军外卖业务。不过，后续因疫情等因素未能开展。2025年2月11日，京东外卖正式上线。

为何京东想入局外卖市场？福布斯曾发文表示，传统电商的流量红利消退倒逼京东寻找新增长引擎，而外卖是电商业态闭环中的关键拼图之一，能够为京东增加与C端用户的高频互动触点。文中举例说，用户在京东App下单外卖后，系统可推荐关联商品“半小时达”，将外卖流量转化为即时零售订单，实现业态协同。

商战能惠及骑手吗？

在此次外卖平台大战中，京东外卖宣布为全职骑手购买五险一金。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全职骑手并不多，外卖骑手多数是兼职骑手。据《晚点Latepost》在2025年2月的报道，京东外卖的实际承运方达达集团实际有3万-4万名事实上全天在平台工作的骑手，其披露的 130 万年活跃骑手为每年在平台接单1单及以上的骑手。京东本次缴纳社保的对象为达达骑手中符合条件的全职骑手，但京东暂未透露具体标准。

此前，美团在2025年2月19日也回应了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问题，表示正在搭建骑手社保相关的信息系统，预计自2025年第二季度开始实施，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

然而，无论是京东的全职骑手，还是美团的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都只是众多骑手中的一部分。

据美团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745万名骑手中，有80%以上的骑手是兼职骑手，只有11%的人全年接单超过260天。与此同时，约48%的骑手全年接单不足30天。

“骑手外包商”龙头博尔捷在招股书中也披露了配送骑手的佣金和任务量。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2023年，标准配送任务从8940万单升至9250万单，但骑手的佣金单价却从7.24元降至6.95元。

可以发现，骑手市场越来越卷。

外卖平台的抽成也有所不同。一名外卖骑手在接受《财经E法》采访时说，京东的单子每单都能赚到五六元钱，高峰时期一单甚至能超过十元。但是在美团，只有午晚高峰的单子单价能达到五六元。

此前，美团曾回应网传“平台佣金30%”，表示美团外卖实际商户佣金率为6%～8%。4月15日傍晚，一段京东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刘强东在2024年内部讲话的线上会议视频流出，并在网上引发关注。刘强东在讲话中表示外卖平台抽佣过高，餐饮是民生行业，开餐厅不容易，并要求京东外卖利润率不超过5%。

可以发现，在此次商战中，部分企业在抽佣、为骑手交社保等方面也“卷”了起来。

近年来，给骑手缴纳社保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而如何为骑手参保，仍然需要更多的探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课题组调查了1300多名专送骑手后发现，有29.2%的专送骑手不愿意缴纳社保，原因主要包括会让收入变少、觉得没必要、对社保不了解等。

上述课题组指出，多数外卖专送骑手愿意缴纳部分费用参加社会保险，不了解和没有正常的参保渠道是当前主要的参保困境。

除了社保之外，骑手们的一大难题还是权益较难得到保障，比如在出现工伤、工资或社保纠纷案件时难以争取到相应的劳动权益。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2021年9月发表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外卖平台2018年开始陆续停止使用自建的配送团队、转而使用外包服务。层层外包之下，骑手和平台的劳动关系难以认定。而劳动关系一旦被否，骑手往往难以争取到相应的劳动权益。

该报告研究了1907份相关司法判决后发现，即使是全职的专送骑手，当外卖平台将业务外包给配送商后，劳动关系的认定率仍然下降了。如果骑手还被配送商多层外包，那认劳率会更低。

数据显示，在被配送商多层外包的骑手案件中，仅有47.46%的案件能认定骑手的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外卖平台在侵权类案件中就此“隐身”。根据《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在间接众包、直接外包、网络外包、个体户等用工模式下，外卖平台担责的情况均不超过5%。

此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课题组在对站长进行深度访谈后指出，部分外卖专送骑手仅与外包服务公司签订过劳务协议， 而未与平台企业和外包服务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

而如今越演越烈的外卖大战，是否能为骑手获得更多权益仍有待观察。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曾撰文写道，相比简单的舆论驱动，相关部门用降低门槛、参保补贴等措施，将灵活就业者以一种“低经济收入”的弱势群体身份被纳入社保，这更符合一贯的政策趋势，也符合行业和灵活就业群体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