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期，其一系列政策举动仿佛如同一把“刀”砍向了国务院。他频繁更换国务卿，打乱外交团队的布局，使得国务院的工作陷入混乱。在国际事务中，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不顾盟友感受，随意退群，破坏多边合作机制，这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这种行为标志着美国霸权主义的走向转变，从过去的主导全球秩序逐渐走向自我孤立与内耗。曾经的超级大国美国，其霸权迎来了历史性的拐点，未来的国际格局也因美国的这一转变而充满了不确定性。

当地时间4月22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宣布美国务院将实施全面重组计划。鲁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的美国务院机构臃肿、官僚主义盛行，难以履行其重要的外交使命。

据美媒报道，国务院全面重组计划第一阶段将在美国境内削减约15%的员工，撤销132个办事机构。一些涉及民主人权、多元化等事务相关机构将被关停。与此同时，将设立一些新的机构，包括成立一个新部门专门应对“新兴威胁”，重点关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AI）扩散等领域。

此前，美媒曾陆续曝出特朗普政府提议大幅削减国务院与国际开发署（USAID）预算，关闭大批海外使领馆等涉及国务院改组的内容。自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风暴，而国务院成为此次改革的主要对象。如今这一激进改革的齿轮已开始转动，其所带来的冲击或将成为美国霸权和国务院职能的历史拐点。

为什么是国务院？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国务院是其“排干华盛顿泥沼”的天然对象。这一机构处于“美国优先”议程的对立面。

其一，国务院是美国多元化议程的主要推动者。国务院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推动所谓美式民主价值的核心机构，通过对外援助、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将美国理念从国内延伸至全球，影响国际政治生态。这其中，多元化议程成为“美式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际开发署作为国务院分支，在推广性别平等、少数族裔权益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向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有关性别平等、支持跨性别组织、气候变化运动的援助项目。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这些项目与美国国家利益无关，甚至可能在一些敏感地区引发争议，让美国民众面临新的风险。此外，国务院和USAID员工在政治捐款上高度倾向民主党，这进一步加剧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怀疑，即国务院所推动的多元化议程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特朗普理念的“阴谋”。

其二，国务院被视为是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主要代表。所谓“深层政府”，指的是美国国内不受民选官员直接控制、通过政策制定和外部游说影响政府的官僚机构和智库网络。特朗普长期将“深层政府”视为其执政的主要障碍，也有意炒作这一议题，煽动底层民众和上层精英的对立。国务院被认为是这一隐形权力的核心代表。特朗普认为，国务院的许多政策受到华盛顿智库、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过度影响，USAID也与诸多美国智库以及外国游说团体关系密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指出，国务院和USAID的一些项目间接支持了哈马斯、伊斯兰极端势力等“美国敌人”。这些项目被特朗普政府放大为国务院受到“深层政府”操控的证据。

其三，国务院被视为是经费浪费的“众矢之的”。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将国务院及其附属机构作为重要审查目标，也发现一些所谓低效和浪费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USAID向伊拉克的“新芝麻街节目”拨款2000万美元，旨在通过教育娱乐推广多元化理念，被批评为不切实际；向乌干达和牙买加的LGBTQ倡导项目分别拨款550万美元和150万美元，项目效果存疑。此外，USAID部分人道主义援助项目被指行政开支过高，多数资金被用于管理和咨询，养肥了外包商和咨询机构，未发挥援助效果。裁减这些项目为特朗普提供了展示“精简政府”政绩的机会。

美国国务院例外论的终结

特朗普针对美国国务院的“断臂式改革”不仅冲击国务院职能，更标志着战后美国国务院“例外时代”的终结。

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师”，国务院奠定了美国霸权的基础。国务院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通过多边机制、价值观推广和盟友协调，塑造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国务院深度参与美国构建以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北约为基础的全球框架，是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

马歇尔计划是国务院塑造美国全球战略的巅峰体现。1948年至1952年，时任国务卿马歇尔主导的该计划向西欧提供超过100亿美元援助，协助欧洲重建。在国务院资深外交官乔治·凯南等人的深度运筹下，该计划不仅恢复西欧经济，还将盟友绑定在美国的地缘政治轨道上，塑造了对苏冷战的战略基础。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立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军事霸权。国务卿艾奇逊是北约的主要设计者，他说服欧洲盟友接受这一联盟。北约象征美国对西欧安全的承诺，奠定了战后军事秩序的基础。这些措施使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向全球领导。

冷战期间，国务院的职能和规模迅速扩张，以应对与苏联的全球竞争。国务院推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成立，负责管理对外援助，美国使领馆数量、外交人员规模和预算规模都稳步上升，国务院逐渐成为联邦政府中最为庞大的部门之一。

冷战结束后，国务院职能进一步扩展。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将“民主推广”作为外交核心，国务院通过资助非政府组织和选举监督，扩大在东欧和中亚的影响力。新世纪以来，国务院协调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援助，总额超600亿美元，涉及基础设施、教育和治理改革。这些行动显示国务院从传统外交扩展到基于价值观的“国家改造”，涵盖人权、反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

因其在维护美国霸权中的不可替代性，国务院成为美国历史上多次政府改革和预算削减的“例外对象”。相比之下，美国情报机构、美国军方更容易成为改革靶子。尼克松政府时期，中情局遭遇大规模裁员和预算削减，超过1500名雇员被解职，大量涉外职能被取消。与之相对，国务院预算和职能未受影响，甚至有所增加。克林顿政府时期，国防部和情报机构成为“政府精简”的重点目标，国务院则继续享受扩张红利。

特朗普和马斯克打破了这一传统。在特朗普的政府改革中，国务院的次序从最优先变为了最“劣后”，其预算面临断崖式的削减。受此影响，国务院自然难以维持现有的职能和定位，将面临“推倒重来”程度的调整和变化。

倒退还是进化，国务院走到十字路口

美媒称此次国务院重组是美国外交系统数十年来最大的变革。目前实施的是国务院重组计划的第一阶段，未来不排除国务院的预算和规模进一步被削减的可能性，美国的海外使领馆也有可能如美媒此前爆料的那样，被大批关闭。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务院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一条道路是就此摆烂，其职能重新退回到二战前的初始状态，成为一个服务和联络机构。另一条道路是减员增效，运用新技术提升效率，更加聚焦于经济、安全领域，实现所谓的现代化转型。从国务院当前趋势看，走向后一条道路的可能性更高。

近年来，国务院成为运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最为积极的美国政府部门之一。据国务院人员披露，该部门已将人工智能引入信息收集、整理、文件翻译等领域，部分替代了人力工作。借助这些新技术，国务院有可能在雇员显著减少的情况下维持住“基本面”，继续作为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主要触角。

同时，经费和人员削减必然对美国在国际多边机制、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能力有所影响。相对于一般外交工作，这些领域更需要专业性技术支持，更需要持续性的投入。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难以继续通过外包和外部智力支持的方式引导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的议程。

此外，美国国务院还可能将一些对他国实施“影响力”、试图影响他国政局的职能转交给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这意味着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政府内部分工将退回到冷战初期的状态，即由军事安全部门主要负责。这种变化可能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国务院在进行此类“民主推进”中一般会兼顾与对象国的外交关系，但军事安全部门则顾虑更少，更倾向于采取高风险高回报的策略。这可能将给全球安全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李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安全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