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方济各去世的消息传来，令人震惊。在这一重要时刻，我们需警惕美国对教宗选举的干预。美国一直试图在宗教事务中施加影响力，其背后的政治目的不可忽视。教宗选举是天主教会的重要事务，应基于宗教传统和教义自由进行。若美国借机插手，可能会扭曲选举结果，破坏教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我们应坚守宗教的纯粹性，让选举在神圣的氛围中进行，以确保选出真正能引领教会前行、传承宗教精神的教宗，避免外部势力的不当干扰。

教皇方济各去世引发全球关注，由于教皇更迭对地缘政治影响巨大，所以新教皇的人选非常值得关注。

1846年开明改革派教皇庇护九世当选，他进行了一系列宗教改革，大大推动了欧洲的文化觉醒运动和公民自由主义浪潮，这点燃了震撼整个欧洲的1848年大革命；无独有偶，1978年极端仇视苏联的新教皇保禄二世即位，他煽动组织了东欧天主教徒对苏联体制的对抗，并一手促成了波兰团结工会革命浪潮的兴起，进而打垮了苏联。

因此，在当今东西方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新教皇的人选至关重要，作为世界上最庞大宗教群体的精神领袖，他的选择关乎并影响世界历史的走向，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会不会利用这次教皇更迭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人选非常值得关注，这就需要观察美国对教宗选举的影响力了。

众所周知，教皇选举（Papal Conclave）是天主教会的核心仪式，由枢机团（College of Cardinals）在封闭环境中选出新教皇。表面上看，这一过程高度宗教化、独立于世俗权力。然而，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是否对教皇选举产生实质性作用，值得冷静剖析。以下从历史、现状和地缘政治角度，客观评估美国在教皇选举中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教宗的巨大战略利益，世俗大国长期试图影响这一过程，尽管方式和程度随时代变迁。早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皇帝常干预教皇选举，例如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对教皇尤利乌斯一世（337年）的任命。 中世纪，法兰克国王丕平三世通过“丕平献土”（756年）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换取对教皇选举的间接控制。 9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洛泰尔一世甚至要求选举需在帝国使节监督下进行。

到近代，欧洲天主教强国（如法国、西班牙、奥地利）通过“排他权”（jus exclusivae）直接干预，允许其枢机代表在选举中否决特定候选人。例如，1903年奥地利否决了马里亚诺·兰波拉（Mariano Rampolla）的当选，导致皮乌斯十世上台。 然而，这种直接否决权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逐渐式微，1904年皮乌斯十世颁布《Commissum Nobis》，禁止枢机传达世俗政府的否决意愿，违者将面临自动绝罚。

1903年被奥地利皇帝否决的意大利主教Mariano Rampolla，也是最后一位被天主教君主通过排他性法令否决教皇候选人资格的人

美国作为新兴大国，历史上从未拥有类似欧洲列强的正式干预机制。19世纪，美国天主教徒仅占人口1%左右（约3万人），主要集中在马里兰州，政治影响力相对有限。 直到20世纪，随着爱尔兰、意大利等天主教移民涌入，美国天主教人口激增至约6800万（2020年，占人口约20%），成为全国最大单一宗教群体。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从未公开或正式介入教皇选举，这与欧洲天主教国家的历史角色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缺乏直接公开干预的历史，美国确实有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对教皇选举产生间接影响：

第一，枢机团中的美国代表

教皇选举的投票权完全掌握在80岁以下的枢机手中（2025年约为120人）。美国目前有约11名符合条件的枢机（如纽约的蒂莫西·多兰、芝加哥的布莱斯·库皮奇），占枢机团的9%左右。这一比例虽低于意大利（约25%）和欧洲整体，但已足以在选举中形成一定话语权。 美国枢机的立场往往反映国内天主教会的保守或自由倾向，例如多兰倾向传统主义，可能支持保守派候选人。

然而，枢机在秘密会议中受誓言约束，需以教会利益为先，外部政治压力（如美国政府的游说）难以直接渗透。美国枢机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其个人神学立场，而非作为美国政府的代理人。

第二，地缘政治与外交软实力

教皇不仅是宗教领袖，也是梵蒂冈城国的元首，负责处理国际关系。 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其外交政策和文化输出对梵蒂冈的战略考量有间接作用。

例如，1978年卡罗尔·沃伊蒂瓦（若望·保禄二世）当选，部分得益于其反共立场与美国冷战战略的契合。波兰枢机斯特凡·维辛斯基（Stefan Wyszyński）在选举中力推沃伊蒂瓦，反映了地缘政治（对抗苏联）对选举的潜在影响。 美国虽未直接干预，但其反共意识形态为沃伊蒂瓦的当选提供了有利环境。一些边缘理论（如“西里理论”）声称美国国务院或FBI在1958年教皇选举中干预，阻止保守派枢机朱塞佩·西里（Giuseppe Siri）当选，促成若望二十三世的胜出。

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和对华强硬政策可能间接塑造枢机团的选择倾向。部分枢机可能倾向选择一位能平衡中美关系或对抗中国影响的教皇，但这更多是地缘政治背景的自然反映，而非美国政府的直接操控。

第三、美国天主教会的强大经济和舆论影响力

美国天主教会是全球最富有的教会之一，2023年捐款占梵蒂冈预算的20%-30%。这种经济支持赋予美国教会一定的道德权威，可能影响教皇候选人的优先级。例如，美国天主教徒对堕胎、同性婚姻等议题的保守立场，可能推动枢机支持一位传统派教皇。

此外，美国媒体和文化对全球天主教舆论有塑造作用。2020年，《华盛顿邮报》评论教皇方济各的《Fratelli Tutti》通谕，称其社会正义主张可能削弱保守派天主教徒对特朗普的支持。 这种舆论压力可能间接影响枢机团的内部讨论，尤其是在涉及美国选民的议题上。

尽管美国对教宗选举影响力不可忽视，但美国对其干预依然面临着两个方面越来越强的限制。

一方面，传统的制度壁垒依然会对外部大国的干预造成阻碍:

自1274年格列高利十世的《Ubi Periculum》确立秘密会议规则以来，教皇选举被设计为隔绝外部影响.1996年若望·保禄二世的《Universi Dominici Gregis》进一步废除了协商（compromise）和鼓掌（acclamation）选举，仅保留三分之二多数的秘密投票，杜绝外部干预空间。 枢机在选举期间被锁在西斯廷教堂，与外界隔绝，手机信号被屏蔽，任何泄露讨论的行为将导致自动绝罚。

另一方面，随着天主教的传统，近年来教廷枢机团的全球化逐步稀释了西方的影响力。

方济各自2013年以来任命了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如非洲、亚洲）的枢机，意大利和欧洲枢机的比例降至历史低点（2025年约为50%）。 这种多元化削弱了单一国家的支配力，包括美国。相比之下，非洲（18名枢机）和亚洲（15名枢机）的崛起，使选举更关注全球南方的议题（如贫困、气候变化），而非美国优先的议程。

然而，美国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冷战时期，教皇保禄二世的当选与美国反共战略的间接共鸣，证明地缘政治氛围可能塑造选举背景。当前，中美博弈可能促使美国影响部分枢机倾向于选择一位能应对中国崛起或平衡大国关系的教皇。

总之，美国对教皇选举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教皇将是美国推进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也会对包括中国礼仪的全球政治将产生非常直接的冲击，这点无疑需要中国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