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时代，10 岁的孩子已悄然发生着变化。曾经那个满是乡音的孩童，如今却不再说家乡方言。或许是在学校里与同学们的交流中，更倾向于普通话的便捷；或许是受到外界各种流行文化的影响，觉得说普通话更时髦。然而，家乡方言承载着无数的记忆和情感，那熟悉的语调、独特的词汇，是一方水土的印记。当孩子不再说家乡方言时，仿佛那片土地的一部分也在渐渐远离，让人不禁感慨时光的力量和文化传承的不易。

面对世界的变化，苗族人应该挺身应对，像祖先一样顽强地进行语言生产，因为母语是祖先馈赠的珍贵礼物。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苗族迎来了一种新的集体焦虑——说苗语的人的数量正在断崖式下降。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时，叠贵正在一个苗族群组里看同胞们吵架。叠贵是一位80后苗族音乐人，江湖人称“民谣鬼师”。关于语言的危机，他看着大家近10年从最早的论坛、QQ群一直吵到后来的微信群，但他觉得这种争论意义不大，倒不如通过一些细微的行动去改变现状。

“我们能不能不要那么懒，不要直接借用现代汉语中的表达？”叠贵想。多番斟酌之下，他想要创建一个民间工作坊“苗文翻译局”——用苗语的造词思维发明新词，对现代生活中出现的如“互联网”“高铁”等新事物进行翻译，并把它们传递给苗语母语者，希望母语不在时代变迁和通用语推行的浪潮中退场。

一群苗语母语者的自救

“苗文翻译局”这个创意提出后，七八个朋友响应了叠贵，组成一个精微的团队，成员分居中国重庆、贵阳、凯里、昆明、文山及老挝琅勃拉邦等地。

吴小花是团队的成员之一，对母语的处境也有相似的担忧。她是贵州一所大学的老师，日常会做一些苗族的文化研究。她觉得苗语在现代发展中，大多数词语都是借用的，没有做进一步的延伸，这会导致一种非常缓慢的、钝性的自我消亡。

于是自2019年成立以来，苗文翻译局就根据当时的热点发明了数批苗语的新词，其中很多是现代社会已经习以为常，但在苗族语境中却很陌生的事物。

叠贵的故乡。（图/叠贵）

比如“电脑”一词。苗语中是没有“电”这个词根的，苗文翻译局就用“雷电”来代替，再加上“脑袋”，组成一个新的苗语单词。

关于交通工具的翻译，叠贵和吴小花都觉得“车”这个词是直接借用的。因为在苗族历史中，先民最先都是居住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传统交通工具以船为主，包括对“飞机”的翻译也是“飞着的船”。在这个基础上，苗文翻译局进一步翻译了“宇宙飞船”，将它译为“飞到天外的船”，从而区别于“飞机”。

这种翻译不一定权威或准确，团队内部也会有分歧，有时还会遭到专业学者的批评。但叠贵希望通过这些工作，让更多人关注到民族语言或小语种，并让苗语母语者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苗族也有自己的文字，但这个事实几乎被淡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曾用拉丁字母为苗族制定了四套拼音文字，加上国外苗族的国际苗文，通行的一共有五套拼音苗文，但这种书面语并没有推广开来。“几乎没有什么场景会用到。”叠贵说。

叠贵很怀念的苗寨。（图/叠贵）

虽然从小生活在苗寨，但叠贵从一年级起就接受汉语教育。一直到上大学，叠贵才真正关注到自己的苗族身份，才知道原来苗族有自己的文字。那时候还是论坛时代，他就在论坛上面搜集一些苗族同胞发的资料和教程，开始一点一点地自学。

可如今，一个让他“很难受”的悖论横亘在他面前——尽管苗文翻译局想要推广苗语和苗文，但团队成员的交流几乎全是使用汉语。因为苗语内部就分为川黔滇、湘西和黔东三大方言，各个方言内部还有次方言和土语之分，同源词只有约60%，基本上不能用各自的苗语对话。

另外，这些新词的传播极其困难。吴小花曾经把新词传达给家人和寨子里的文化精英，也试过印一些词汇卡发给小朋友，但收效甚微。她发现，如今在黔东南的一些苗寨里，哪怕是10岁左右的孩子，玩游戏时也几乎不说苗语了。他们听得懂，但是不再开口说，甚至反向迫使照顾他们的爷爷奶奶学会了汉语。

苗语，一门被低估的艺术

苗语背后，是一个外族人很少观察到的世界。

苗语里装载着苗族人的生活方式。苗族人对大自然有很强的感受力，比如他们不把四季称为春夏秋冬，而是分别叫暖季、热季、凉季和冷季。如果想要表达客人来家中的快乐，他们会形容那是一种“泉水从泉眼涌出来”的情感。

苗族方言中也有一些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性。在一首关于春天的歌谣中，里面的“pud dlenl”一词是形容花朵在绽放时“微微在动”的美态，这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词。叠贵把它形容为纪录片镜头中的延时拍摄效果，觉得很神奇：“过去的苗族人是能观察到花朵张开的一瞬间吗？怎么会想到这种词？”

2022年2月10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草原乡城兴村及四邻八寨的苗族同胞相聚跳月场，举行跳月活动，以此表达苗家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图/IC photo）

苗族古歌中的语言技艺也很惊人。古歌是苗族人对长篇幅叙事的一种命名，学界称其为苗族史诗。每一部成套路的古歌皆篇幅巨大，用古歌师的话来表述就是“几天几夜都唱不完一部”。

以吴小花的家乡施秉、黄平、镇远一带的苗族为例，成体系的酒歌有十二部，大歌有十二部。每一部皆可唱几个昼夜，歌词有成千上万行，是组合了起兴、比喻、拟人、对比修辞，以及盘歌、回复、仪礼的复杂体系。

苗族人还会将成套路的古歌称为“上路”，因为“唱歌就如走路一样”，歌词中的情节变化就如路边风景变化。在唱诵过程中，作为主唱的歌师就是“带路”，而其他人则谦称自己是“跟随”。

有一些苗族谚语，也只有用苗语才能真切、准确地表达出来，有很强的在地性。比如“雷公只许自己闪电，却不许蜈蚣发光”，意思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相似。苗族人将雷公视为最高的主宰，因为苗族是稻作民族，雷意味着雨水，影响着全族的生计，所以雷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寨子每年做的洗寨习俗，鬼师正在做仪式。（图/叠贵）

还有苗族人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谚语，是“山川是永恒的，人类只是一个点缀”。在苗族人的世界观中，人类只是很渺小的事物，沧海一粟，如同江山的“首饰”。

只是当下，很多年轻的苗族人都说不上来苗语了，许多有趣的谚语只留存在苗族老人口中。口语化的表达取代了引经据典，遗忘发生在每一条苗族村落和每一户苗族人家中。

苗语从一切日常场所里消失了。吴小花记得，小时候她会和小伙伴学唱苗族的情歌，农闲时也会一起吹芦笙，听老人讲讲神话，围坐在火塘边诉说家长里短。但如今，大家不再喜欢交流，火塘只剩下烤火这个功能，大家各自低头玩手机。

苗语的危机，

是集体记忆的消逝

近年来，苗文翻译局陆续参与了一些艺术展，希望帮助母语在公众视野中突围。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展览“河流脉搏——穿越边界交叠的世界”中，苗文翻译局在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今，母语是一只受辱而从他的口舌出逃飞过餐桌和手机穿过爱人和孩子越过商业广场和高铁站穿过电视机和笔记本电脑湮没于互联网和国家通用语湮没于汽车流行音乐和火锅吞食出生证和节日流亡于昼夜不分的时代奇观的远古巨兽，行踪无定，出没无常。他不会忘记他常在许多时刻向先人控诉自己正在丧失召唤巨兽的能力，以及大地上所有事物正在失去或缺乏它们该有的秘密和古老美感。”

这是来自苗语母语者共同的思虑。在作品开头，苗文翻译局就抛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在精神上继续着祖先们在大地上经历的离散？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与铺天盖地的国家通用语之间，他们看到母语是一头仓皇奔逃的远古巨兽。

展览上的苗文。（图/时代美术馆）

除了苗文翻译局的工作，叠贵还在用苗语写歌，组建了一个叫“大鬼师”的乐队。他发表的第一首母语歌是《我们一起走》，曲风清幽，开头用苗语念出的独白有一种诡秘的诗意：“今天，冬日已至，吃穿的时刻来临。我想起了你，想带你去党告坳，去与祖先们相聚，载歌载舞，大吃大喝，这样你就不再飘荡流浪。”

“党告坳”是传说中苗族祖灵聚集之地，是苗族人去世后灵魂都要回到的地方，所以歌曲是以一个亡灵的口吻，邀约一个在现实生活的人去和祖先们相聚：

“我们一起走，怕什么呢/越过山岗/我们会路过飞鸟和野兽/飞来飞去/来回穿梭在那些古老的森林啊/后来，我们路过祖先/他们在大河边/穿着银衣，戴着项圈/跳起舞蹈啊跳起舞蹈……”

叠贵的苗歌专场演出。（图/叠贵）

叠贵总能从苗族的古歌或仪式感很强的舞蹈中看出一种宿命感。作为一个可以追溯到炎黄时代的古老民族，苗族在历史上总共经历了五次大迁徙，于很多地方而言都是外来者，也占不到好的土地。这种流动和离散让民族有一层苦难的底色，总像在寻找一个想象中的美好家园，但一直求而不得。

纪录片导演陈东楠曾去云南拍摄一个叫小水井村的苗族村寨，她也提出过相似的观点。她在一席的演讲上说，一个爷爷曾告诉她，因为苗族在历史上是被各个民族欺负的，他们在一次次战败后不断迁徙，最后才到了西南地区的高山上面。山上地势崎岖，来到这里一是因为适合躲藏，二是因为条件太差，别人也不想要。

如今，面对苗语的衰落和集体记忆的消逝，叠贵感受到一种与祖先们不一样的落寞。一些前辈提议，歌谣里应该第一段唱苗语、第二段唱汉语，不然很多人都听不懂。但叠贵拒绝了，他觉得需要把母语贯彻到底，这样才能更纯粹。

2024年7月3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独木龙舟节是贵州苗族传统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图/视觉中国）

当方言不再是高效的交流工具，被遗忘和抛弃似乎不可避免。而且在大众认知上，普通话可能代表着一种更让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人们对方言的回避，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出身和家乡文化的不自信。

所以苗文翻译局觉得，面对世界的变化，苗族人应该挺身应对，像祖先一样顽强地进行语言生产，因为母语是祖先馈赠的珍贵礼物。正如叠贵在社交平台上所写：“我们所希望的不是为人所知，而是被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