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种说法是不正确且不符合事实的。耿彦波在工作中展现出的是积极进取、勇于担当、一心为民的优秀品质。

耿彦波在任职期间，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和改善民生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致力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诸多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城市旧貌换新颜，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和文化底蕴也不断增强。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为地方发展付出心血的干部，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他们的功绩。

还在过年期间，山西大同就搞出撬门开灯的鼎沸舆情。

古城内的商户被要求，除夕到正月十五期间，店内店外所有电灯必须打开——不管营不营业，无管有没有游客，必须24小时亮灯。

有商户闭店后，夜里11点被电话勒令开灯。店主以无文件依据为由拒绝，执法人员遂破门而入把灯打开，且在店门上加装了新锁。

商户现在无法正常营业。据说这是全市统一的“亮灯行动”，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目前商户配合率达到97%。

只是没强调，这97%的商户都是“自愿”；只是没交代，此间开灯电费该由谁承担。

于是这成为一个新闻事件，也是春节期间国内最大的负面舆情，在全网招致口诛笔伐。

就此本不想置喙，因为年前写了几篇与大同前市长耿彦波有关的评论，此时再说大同，就本人的认知无法就事论事、全然避开耿氏，故难免有借题发挥、架秧子起哄之嫌。

促使我不能不说的原因，是被该事件视频中某执法人员的一句狠话所刺中。

商户拒绝开灯，工作人员怒道：“你是不是不管，不管的话，你可以试试，你不信就试试！”

所谓头上插鸡翎，衣角扫死人，好大的威风。好一种熟悉的味道。

且不论强迫商户无条件全天候开灯，于情于理语法无据，单说擅自撬锁入室，是公权力逾越界限，公然侵入私权利范围。

发生在大同的撬门开灯事件，是偶然还是必然？

我不大相信，强令百姓“开灯亮化”，是直接来自大同市委市政府高层的指令。

“后耿彦波时代”的大同执政者，无论是补上产业短板，还是致力民生建设，秉持的乃是明显的宽政取向。这并不是缺乏魄力和无所作为，而是行政方式的理性化。

较之于耿彦波政府，现任大同主政者做的，主要是填窟窿、擦屁股、打基础、重长远的“潜绩”。因为无论里子还是面子，被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大同，都再也经不起一丁点折腾。

撬门开灯，或许在大同乃至整个山西很多人看来，不过小事一桩，平日里类似的问题司空见惯；而在其他经历现代法治文明熏陶的省份民众眼中，这属于一种绝对不能被允许、被放任的“猛政”表现之一。

强令“开灯亮化”，很可能出自大同某市直职能部门，以及古城所在的区政府。

仅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看待该事件，未免显得肤浅，若是深挖一锹，其要旨和本质乃是耿彦波酷吏精神的间歇性发作。

耿彦波2008年至2013年任大同市市长期间，拾平西王“某某模式”之余唾，捡贪墨酷吏“仇和现象”之牙慧，在大同古城改造中大拆大建、暴力强拆、拆真建假，遭国家层面公开点名批评和警告。

耿氏不计后果的野蛮施政下，曾几何时，大同众多百姓和民企，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入狱之变，居则罹举家强拆之祸，灾难深于水火，困厄甚于倒悬。

“粪钉”，据称是耿彦波对不配合拆迁“钉子户”民众的蔑称。在大同走访，有多位市民谈到耿彦波曾誓言，“不弄死几个在市政府门口影响社会和谐的‘粪钉’，老子就不姓耿”。

据说耿彦波还公开放出狠话，对于“粪钉”，“要让他们子孙万代都不敢抬眼看政府，见政府大门就绕道走”。

我曾在某篇文章中说过，耿彦波治下的大同乃至太原，城市之光鲜亮丽，一定程度上是从百姓的泪里泡出来的，是从百姓的血里长出来的。

纵观耿氏作派，其不啻为建政以来山西乃至全国范围内，行政格调最为粗鄙、行政作风最为恶劣、行政手段最为暴戾的地方主官之一，其造就的政治负资产较之平西王与仇和，有过之而无不及。

耿氏创下的所谓政绩，对法治造成的恶性冲击至今仍未修复，给大同和太原两地留下的巨大烂摊子及天量债务至今难以收拾，百姓对其“鬼子市长”恶名至今心有余悸。

其上述种种，始终像钉子一样楔在大同和太原，也扎在众多百姓心头。

司马迁《酷吏列传》共记载了十三名酷吏， 在这群人物中着重写了三位：郅都、张汤和王温舒。

郅都之所以被写作酷吏，只是因为其行事勇猛和执法严厉。张汤之酷不仅是用法深刻，且为人阴险狡诈，好杀伐行威。

到了王温舒， 完全成了残酷暴虐、枉法曲法的官吏。

耿彦波鹰击而治，堪比王温舒。倘若太史公再世，耿氏是一定要被写入《新酷吏传》的。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不论对错，只论输赢，只问服与不服，权力达尔文主义兴盛，或许是耿氏留与山西的另一笔特殊精神遗产。

山西一些民众从潜意识里，堂而皇之地把耿氏张扬的丛林法则，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俨然成为某种精神主流，成为一个地方基本的社会生态特征。

当酷吏成为红人，甚至被捧上神坛，酷吏的出现就不再是一个一个，而是一批一批；暂时蛰伏着的，也势必伺机而动——只要他们意欲实现某种冠于政绩的个人利益。

以暴猛为治，以宽政为耻，“酷吏精神”就会带动一个地方的酷虐狡诈之风，成为一种吏治行事的风尚和常态。

这种酷虐狡诈，不是整天挂在官员嘴上，表现在城市面孔上的，而是深入骨髓血液，一遇到某些合适的时机，就必然间歇性发作。

此番撬门开灯，就毫无顾忌地将暴虐思维袒露于众，面孔的转变毫无不自然感和心理障碍。

在耿彦波的身上，可以看到撬门者的影子；从撬门者身上，可以看到耿彦波的幽灵。撬门者完美继承了老机会主义者、政治市侩主义者耿彦波的衣钵。

这便是我一再吁请耿彦波走下神坛，山西要走出“耿彦波困境”的意义所在。

不知道这次大同古城被强制亮灯的商户中，用没有耿彦波的拥趸。想想大抵是有的，平日里对神坛之上的耿大人，立生祠祭祀，挂画像膜拜，摆塑像供奉，编谣曲讴歌，出颂书礼赞。

如此还不够，有人恨不能建庙宇祭祀，勒石碑记之，修逸史录入，要使其威势堪比明末“厂臣”、“九千岁”魏忠贤，要让酷吏精神永存于世——仿佛缺了这个，就浑身不自在，要哭着喊着、满地打滚。

只是他们殊不知，在耿彦波遗留下的酷吏精神驱使下，历史进程中一旦生成某种风向、某种机缘，就不是撬门开灯这般温柔以待了，定是要有财产不存之忧、性命不保之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