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是一种违背法治精神的不当执法行为，是不应被支持的，但将其与合法合规的“远洋捕捞”相提并论且称“远洋捕捞”更可恶是完全错误的。

远洋捕捞是一项合法的渔业生产活动。它在遵循国际海洋法、渔业资源管理规定以及相关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进行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远洋捕捞业为全球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蛋白源，带动众多就业，对保障食物供应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而“钓鱼执法”以欺骗手段设套陷害他人，损害公民权益、破坏执法公信力，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并且远洋捕捞不应被抹黑。

“远洋捕捞”，又有新说法。它说的不是出海打鱼，而是个别执法机关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违规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的行为。

这种行为，以执法办案之名，行刮取经济利益、罚没财物之实，引起了不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主的不满。

12月16日，国务院召开会议，李强总理强调，要从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规范权力运行。要强化执法监督，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大量异地执法、大额顶格处罚等情况。

“远洋捕捞”已引发中央高层高度关注。令人深思的是，在经济持续发展、法治日渐健全、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

▲12月16日，国务院以“加快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为主题，进行第十一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学习。记者 刘彬 摄/新华社

全国涉嫌被“远洋捕捞”的企业有多少？无法统计。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撰写的一篇“省情内参”称，自2023年以来，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且相当部分的案件存在较明显的逐利性执法动机。

报道称，广东某“专精特新”企业2022年就实现了20多亿元收入，2023年6月底提交申请赴港上市。同年10月，河南两市公安局以该集团企业涉嫌诈骗为由，出动1600多名警力到广州办案。该公司涉案总金额60多万元，两地的办案人员先后冻结该集团子公司相关账户64个。此举导致该企业被迫撤回上市申请，并因资金问题导致工厂停工、生产停摆，经营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今年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现象也与之形成了微妙的呼应。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非税收入约3.7万亿元，同比增长17%，10月和11月增速更是高达40%左右。固然，非税收入的增长可能存在多种合理因素，但部分个案的叠加难免让社会产生罚没收入不合理增长的担忧。

当然，并不是异地办案就一定是“远洋捕捞”，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数据也未必完全准确，这家涉案的“专精特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排除有触犯法律的可能。但由此反映出来的少数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执法、过度性执法问题的严重性和破坏性，不容忽视。

▲11月20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开展工作情况，并发布一批典型案例。/潮新闻

“远洋捕捞”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危害，难以用数字来衡量。对法治精神的挑衅，法治根基的动摇，营商环境的破坏，企业合法权益的伤害，更是无法估量。

执法“脱缰”之危。执法机关是执法之公器、护法之利器，一旦“脱缰”，危害甚巨。“远洋捕捞”的始作俑者是执法部门，一旦以逐利为目的，围猎执法对象，恶意提高执法标准，知法犯法，就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对公平正义的亵渎，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市场“触礁”之患。“远洋捕捞”式异地执法犹如暗礁，使市场经济发展的航船面临触礁搁浅危险。一些企业为了避免成为“远洋捕捞”的受害者，或者为了借助执法力量打击竞争对手，不惜采取贿赂执法人员、提供虚假线索等不正当手段，腐蚀市场环境，给异地“捕捞”留下空间，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信任“崩塌”之殇。“远洋捕捞”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伤害，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对“捕捞”所在地的执法部门，老百姓会发问：“是不是穷疯了？”另一个是对被“捕捞”所在地政府部门，企业会发问：“连辖区企业的合法权益都保护不了，你还能保护谁？”尽管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此类负面舆情很容易发酵，导致信任崩塌。

信心“重击”之忧。“远洋捕捞”带来的蝴蝶效应，容易打击企业投资的信心。在一些地区，由于过度“捕捞”，外地投资纷纷撤离，本土企业也不敢轻易扩大再生产或进行新的投资，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因此而“躺平”“静观其变”，导致当地经济发展失去动力源泉，就业岗位减少，经济活力衰退。

发展“搁浅”之虑。“远洋捕捞”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由于不同地区执法标准的差异、执法程序的不透明以及执法目的的不纯粹，使得一些企业在跨区域经营时无所适从，当投资者看到企业可能随时遭受不合理的执法干预时，他们对投资的安全性和回报率会产生怀疑。

▲过度处罚。/半月谈

今年中央要求，明年将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中央有关部门近期对此解读时指出，这意味着既要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又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着力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此举的重点，是重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稳定发展环境。但是，要从根本上杜绝“远洋捕捞”的乱象，还要下一番苦功夫。

斩断利益驱动。既然异地执法是趋利而来，那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斩断利益驱动。比如，要求将罚没收入统一纳入中央财政管理，实行罚缴分离，统一规定使用。

对民营企业家来说，一次刑拘，或许足以“搞黄”一家企业；任意冻结、划拨其账户上的财产，可能会让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甚至濒临破产。

规范执法权限。要严格落实相关规定，如“双主体执法”，异地执法必须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协作请求并在其协助下进行，对违反程序的执法行为，检察机关应监督并追究责任；要严格控制执法部门对企业主要资金往来银行账号的查封、冻结权限，严格依法依规审查对企业高管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的权限。

开展专项整治。对近期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民生领域，开展专项治理。比如，个别地方因财政收入不足，企图罚款来“充盈府库”，令企业深感不安。同时，建立行政主官追责制度，对有组织、有授意的异地趋利执法的地方主官严厉追责，触犯刑律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修复信任危机。“远洋捕捞”对经济秩序的破坏是一场不小的危机，个别地方的做法无异于“自毁长城”。这也是一次深刻反思与改革的契机，必须以坚定的决心和切实的行动，修复信任危机，完善法治与秩序，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环境。

杜绝新地方保护主义。纠偏“远洋捕捞”，不是简单“按下葫芦浮起瓢”，更不是鼓励搞地方保护主义。从法律的角度，异地执法是允许的。只要不越权限，不违反程序，执法依据充分，无逐利行为，秉公执法，就没有任何问题。不能以拒绝“远洋捕捞”之名，搞新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对抗执法。

不同省份、地区之间本应相互开放市场、共享资源、协同创新。“远洋捕捞”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比“钓鱼执法”更可怕、更可恶。在信心亟待提振的当下，国家层面应从严、从重、从快治理，释放更加积极的信号，拿出更加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