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广东深圳开幕。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除了全体会议、参访交流等议程，当天论坛还安排了多场中外嘉宾深度对谈，围绕不同议题展开交流。在以“中国制造带来的亚太产业红利”为主题的这场对谈中，来自中国、柬埔寨、巴基斯坦的学者与媒体人，把话题落到了产业链、供应链、投资、技术和规则这些更具体的层面。

当中国制造进入规模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变化将为亚太地区带来怎样的产业机遇？发展中经济体如何更好接入区域产业链？面对全球产业链持续调整，各经济体又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制造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规模。

“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大国，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确实比较特殊。”他说。

在屠新泉看来，超大规模带来的，不只是完整的制造体系和成本优势。对于亚太地区而言，它还意味着更大的原材料需求、更具性价比的资本品，以及更加密切的产业链联系。

一端，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为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亚太经济体提供市场；另一端，则是中国制造形成的规模优势和性价比优势，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创造了更有利条件。

屠新泉回忆，中国工业化早期，大量资本品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价格昂贵。而今天，中国能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成本更低的设备、中间产品和工业基础设施。

“实际上，中国降低了这些国家进入工业化的门槛。”他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对此作了进一步拆解。

他认为，对于制造业基础较弱、供应链尚不完善的经济体来说，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可以帮助它们更容易建设第一批工厂和生产基地，迈出产业发展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有助于满足当地制造业发展需求，并推动供应链和产业链技术提升。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制造的“规模”并不只是一个产量概念。当设备、零部件和工业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可负担，规模优势也在转化为更多经济体参与工业化和区域产业分工的机会。

讨论很快从“规模带来什么”转向“红利怎样分享”。

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国际研究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涅占达里对此有着更具体的观察。

过去两天，他在深圳参访多个点位。中国制造正在进入高端智能硬件和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在他看来，这种变化为东盟乃至更广泛的亚太地区带来了新的结构性机遇。对于柬埔寨这样的中小经济体而言，关键并不是复制一整套中国制造，而是如何在新的区域产业生态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我们不希望只是把生产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他说。

相比简单的产业转移，他更期待看到一个相互协调、彼此互补的区域产业生态系统。

涅占达里提出“互补型供应链”的思路：中国在半导体、物联网模块、电动汽车零部件、工业机器人等高端硬件领域形成优势后，柬埔寨可以结合自身条件发展封装、测试等专业化环节；在智慧农业、太阳能、物流自动化等领域，也可以围绕本地需求开展合作。

“即使处于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梯队，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受益。”涅占达里认为，关键要根据自身经济体量和发展条件找到合适的位置。

这一思路，也与屠新泉的判断形成呼应。今天的产业发展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包办一个产业”的模式。通过APEC、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RCEP等机制，产业链不断向外延伸，也让更多国家有机会参与其中。

中国制造带来的另一层区域价值，由此显现：输出产品之外，也提供接入产业链、参与区域分工的机会。

巴基斯坦《东方日报》集团主编、总编辑穆罕默德·阿什拉夫从中巴经济走廊谈起。

在他的观察中，巴基斯坦正在从中国的技术、发展经验和产业合作中学习借鉴。中巴经济走廊以及“一带一路”合作，让他看到一种更广范围的连接可能：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汽车制造、基础设施、农业、工业、能源等领域，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形成更紧密的合作。

对他而言，中国制造带来的影响，并不只是商品贸易，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技术合作所创造的发展条件。

如果说阿什拉夫强调的是区域连接，周密则进一步把话题延伸到制度和规则。

在他看来，贸易和投资之外，贸易便利化、治理能力以及稳定的规则环境，同样是产业合作的重要支撑。

周密谈到，APEC以开放为重要原则，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为各经济体接受和探索新理念、新创新提供平台；WTO则以共同的多边规则为基础，让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体能够按照共同规则参与全球贸易。

对企业而言，共同规则有助于降低参与全球贸易的壁垒和营商成本，为深化合作拓展空间。

区域产业链不断延伸，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经济体都需要走同一条发展道路。

屠新泉认为，各国的产业发展仍然要从自身比较优势出发。比较优势会变化，但产业升级需要持续积累。

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量参与加工贸易，处在全球产业链相对中低端的环节。资金、人才、技术、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要素经过多年积累，才逐步形成今天的制造业基础。

对于中小经济体来说，同样如此。更现实的路径，是先根据自身条件找到能够参与的产业环节，再逐步形成新的能力和优势。

涅占达里提出的“互补型供应链”，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延伸。

他认为，对于柬埔寨这样的经济体，中国制造越向高端迈进，越需要思考怎样把这种技术能力与本地需求结合起来。

例如智慧农业。柬埔寨仍高度依赖农业，在农产品标准化、植物检疫标准等方面还在持续完善，这正是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再如物流和港口建设，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自动化进一步衔接，也有助于提升进出口效率，加强与东盟伙伴之间的互联互通。

这也是区域产业红利的一种体现：不是每个国家都做同样的事情，而是根据自身条件，在区域产业链中形成互补。

随着对谈深入，几位嘉宾的观点逐渐汇拢到一个共同方向：产业合作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商品贸易和生产环节转移，而应走向更深层次的能力共建。

涅占达里认为，真正的利益共享，除了投资和贸易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否促进技术溢出、标准衔接和本地产业升级。

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新华社资料图

他把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视作一个跨境产业协同的案例。下一步，他期待外国直接投资和“一带一路”项目进一步拓展至更多领域，推动形成更加协调的区域产业生态。

在当天的多场深度对谈中，这只是关于亚太合作的一种观察切面。

但从“中国制造带来的亚太产业红利”这一议题出发，四位嘉宾讨论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制造本身，更涉及一个现实问题：在全球产业链持续调整的今天，亚太经济体如何通过更细致的分工、更紧密的连接和更稳定的规则，把各自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共同增长的空间。

当中国制造的规模优势沿着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不断向外延伸，值得观察的已不只是“中国能生产多少”，还有这种规模如何转化为更多经济体参与发展、提升能力、共享增长的机会。

撰文：龚名扬

摄影：李姗恒 龚名扬

设计：张雅 钟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