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的阴影笼罩全球，日本的铁蹄横扫东南亚，占领了十几个国家，就连英国人手中的港岛也未能幸免。然而，与这片被侵略的土地不同，澳门却奇迹般地未被日军触及，这究竟是为何？最初，一些人认为这或许是因为日本看不上了澳门——它位于珠江口，面积狭小，缺乏机场，经济实力远不如港岛，战略价值亦显不足。这样的解释似乎有几分道理，但仔细推敲，却并不能完全解释这历史谜团。事实上，澳门的经济实力远超想象，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认为它不堪一顾显得过于轻率。晚清名士刘成禺在回忆录中提到，日军未占领澳门的真正原因，或许与巴西的日侨问题息息相关。

1822年巴西独立后，虽然仍受到葡萄牙的影响，却已成独立的国家。为了填补人烟稀少的问题，巴西积极引进劳动力，从日本倾销了大量移民。为了确保日本移民能够扎根当地，巴西政府出台了严格的移民政策：移民必须举家迁往巴西，不允许单身移民，并且，所有在日本工作的移民都必须加入巴西国籍。同样的政策也体现在当时同样属于南美的秘鲁，比如，日裔前总统藤森的父母便是举家迁往秘鲁的移民。到了二战时期，在巴西的日裔已经达到了300万之巨。面对日本军方的攻势，葡萄牙政府极度担忧澳门将被日军纳入其控制之下。于是，他们开始向巴西施压，并向日本发出了一份严厉的照会，措辞明确：如果日本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将毫不犹豫地将所有日侨遣返回国。 对于这方面的震慑，日本不得不谨慎对待。若300万在巴西的日本人被强行遣返，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更将引发一系列难以估量的社会问题。因此，日本选择了投鼠忌器，从始至终没有对澳门采取军事行动。刘成禺的这种说法，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人力无疑是最宝贵的资源，而二战时期日本正是兵源短缺所困。随着侵略战争的持续，战场上的伤亡日益加剧，兵源问题变得日益严峻，不得不放宽身高和年龄限制来补充兵源。

如果巴西真的会把300万日侨送回国内，对于急需兵源的日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岂不是要感谢巴西？围绕这一说法，也产生了一些讨论。 澳门学者陈锡豪为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四处奔走，甚至请求澳门总督出面协调，试图寻找相关证据，但始终未能找到巴西在二战时期向日本发出的照会，也未找到澳门总督发出的相关电报或文件。即使在二战结束后多年，相关文件早已被解密，但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记录，这让研究者们倍感困惑。那么，除了巴西日侨问题，还有什么原因，能让觊觎已久的日本放弃对澳门的占领？表面上，澳门宣布了中立的态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葡萄牙政府预感日本的野心不容小觑，南侵将不可避免，遂于1932年3月5日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公开声明，声称葡萄牙与中国是世代友好国家，在日中冲突中将恪守中立，以争取中立国的法律地位。作为葡萄牙的海外管辖区之一，澳门也因此成为了不受交战国侵犯的中立区。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侵略者从未真正遵守国际法，二战期间德国就入侵了中立国，日本更不会例外。仅凭葡萄牙的中立声明，显然不足以保证澳门的安全。 陈锡豪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日本与葡萄牙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份秘密协议。早在1940年，中国情报部门就获得了一份情报，显示日本年初曾向澳门当局提出五项要求，作为不入侵澳门的前提条件：首先，驱逐澳门的抗日分子；其次，必须与汪精卫势力进行经济合作；第三，允许在日本国内发行的军票在澳门流通；第四，停止与英国及港岛的经济联系；最后，必须辞退在澳门担任警察的印度人，并以亲日分子取而代之。

得到这份情报后，南京政府立即指示驻澳公使李锦伦，严正告诫澳门当局拒绝日本的要求。澳门当局矢口否认与日本方面有过任何接触，并坚称未来也不会如此做。然而，1940年底，军统却得到了澳门护理总督毛殿弩在9月中旬与日本南支陆军派遣军司令部代表安藤几南签订的秘密协议《日葡澳门协定》的确认，该协议明确规定，澳门放弃中立地位，切断与重庆的联系，转而与汪精卫政权进行合作。协议内容涵盖了28条主要条款和120项附文。 陈锡豪指出，虽然协议中并未明确提及日本保证不入侵澳门，但澳门当局却为了自身利益，牺牲了中国利益，最终让日本得以免于入侵。 1945年8月下旬，日伪在澳门的特务头子黄公杰被中国游击队俘获，这立刻引发了澳门当局的恐慌。这位汉奸曾威胁要公开澳葡当局在二战期间与日军交往的证据，以此勒索澳葡方面。

澳门当局担心一旦黄公杰口出，澳门的中立假象将不攻自破，并可能引得南京政府找回澳门。因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将黄公杰处决。事实上，在整个抗战期间，葡萄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极力迎合日本侵略者。他们允许澳门的汉奸报纸《西南日报》《民报》刊登宣传日本侵略的文章，甚至设立了华务科进行新闻审查，禁止澳门报纸刊登抗日文章。综上所述，除了巴西日侨说和中立说之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葡萄牙与日本达成了秘密交易，以换取澳门免受战火。然而，澳门仍然无法避免战火的波及，它并未成为一片世外桃源。战争爆发后，大量的难民涌入澳门，一度达到了6万之多，相当于当时澳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尽管葡萄牙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妥协的姿态，但澳门当局却不敢公开将抗日志士移交给日方。相反，随着日本战事的节节失利，澳门当局开始与抗日武装进行秘密接触。1944年，葡萄牙当局通过在澳居住的中山籍人士黄槐与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队长欧初取得联系，表达了洽谈合作意愿。经过研究，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批准中山抗日义勇大队派梅重清、郭宁、黄乐天等人前往澳门，与澳葡当局警察厅代表慕拉士会谈，最终达成了四项协议：第一项是双方互相协作，打击骚扰澳门的敌军及土匪，共同维护澳门的治安；第二项是澳葡当局同意五桂山部队在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澳门爱国人士进行募捐、收税、筹集抗日经费；第三项是同意五桂山部队在澳门购买部分物资，例如弹药、药品和其他必需品；第四项是双方建立一定范围内的合作关系。

根据协议，五桂山抗日游击队采取积极行动，迅速逮捕了在澳门从事特务活动的汪伪汉奸黄公杰，并将其移交给澳葡当局，赢得了澳门居民的广泛赞誉。根据协议的规定，中山抗日义勇大队还在澳门设立了秘密办事处，为抗日部队开展募捐筹款、筹集给养等工作。此外，义勇大队还秘密将少量伤员送往澳门进行救治。得益于澳门环境的宽松，游击队得以在那里动员和组织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加入驻扎在敌后抗日游击队中。 毫无疑问，澳门当局采取这些行动，既是出于两面不做的考虑，也是为了顾及澳门的民意。毕竟，尽管澳门同胞生活在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但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对中国充满着眷恋，积极支持着抗日战争。 在抗战期间，澳门同胞成立了四界救灾会等组织，慷慨解囊，为内地抗日募捐。1938年，澳门民众举行了为期40天的义卖活动，声援抗日战争。 此外，大批澳门爱国青年奔赴珠江三角洲和东江等地区的抗日前线，为抗战事业贡献着他们的青春和热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