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喆

退役11年，收到单位通知回去上班，或者“拿钱买断”。

8月26日，刘翔发文谈及自身处境，迅速引发热议。故事要从2015年说起，当年4月，刘翔宣布退役。对退役运动员安置，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组织安置，留在体育系统成为教练，例如王皓、马琳、陈若琳等人退役后都留任教练；或进入高校成为体育老师，苏炳添退役前就当上了暨南大学副教授，后来出任体育学院院长；也有人走上管理岗，比如王励勤。

另一种是自主择业，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后自谋出路，邹市明退役后就拒绝了组织安排，创业开拳馆。据《解放日报》报道，上海退役运动员中组织安置的约占7成，买断后自主择业的占3成。

刘翔的情况有所不同。退役后他的身份一直挂在上海市体育局，兼职、不坐班、没有行政级别。这种安排过去较为常见，单位可以宣发，运动员也有兜底。但近几年，全国范围都在持续规范人事管理制度。今年2月，上海体育局更新了要求，每年梳理在编不在岗人员名单；加强运动员停训至退役申报阶段的管理。刘翔面临的调整，也是规范化进程的一部分。

但规范化推进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刘翔的价值并未因退役而完全消失。刘翔巅峰时期广告收入约1.6亿元，是当时中国商业价值最高的运动员。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规定，广告收入分配比例为：运动员个人65%，教练员15%，上海体育局10%，田管中心10%。刘翔退役后仍接过不少广告，还手握耐克终身合同，每年有1400万元保底收入，体育局理论上仍参与其商业收益分配。

从法规角度看，上海体育局依规办事，合法合理。但调整的方向，未必只有“坐班”或“买断”两种选择。国内体育界有成功案例可循，国际上不少国家也建立了功勋运动员的社会参与机制。比如博尔特被聘为牙买加全球旅游大使，法拉赫出任英国青少年体育大使，并获聘为伦敦马拉松推广人。

人事管理的规范化无可厚非，既往的过渡性安排确实需要调整。但调整之后，能否建立更完善的运动员全周期保障机制，让退役后的功勋运动员既能感受到制度的尊重，又能以规范化的方式继续为社会服务？这或许才是这场风波留给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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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刘翔，你会选“回去上班”还是“拿钱买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