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亚沙·蒙克

过去十年间，社交媒体对美国的改造出现了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很多机构领导人不敢再行使自身的权力。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与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包括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知名高校校长和大型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进行过交流，他们纷纷在私下向我抱怨身份陷阱的影响。他们无一例外都对少数初级员工威胁同事、破坏士气的现象感到忧虑，并担心这种情况正在削弱其组织履行使命的能力。然而，所有人都感到无法与之对抗或公开表达自己的顾虑。

这些机构领导人畏于表达己见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这样做可能招致“性别歧视”或“种族主义”骂名的时候。但是，“过度作为”的实际风险现在成为一种借口，被拿来为另一种同样危险的做法辩护——那就是“消极不作为”。机构领导人如果不敢维护合理规则或惩罚公然违规者，只会让那些一心想要篡夺他们剩余权力的激进分子更加胆大妄为，并导致其组织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运转也进一步失灵。

因此，机构领导人需要准备好预案。他们必须在受到四面八方的舆论轰炸之前，预先考虑好身陷社交媒体风暴中心时的应对之策。更甚者，他们应该采取主动行动，明确设定预期，重建自身权威，从根本上降低此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他们应采取的行动和原则至少应包括以下五点：

1.明确告知员工应对不同观点持包容态度。各组织应主动培养包容和多元精神。私人企业需要明确表示，员工应能接受同事持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和信念。非营利组织、媒体机构和出版商应强调，员工有时需要服务于一些与其个人立场相悖的项目或产品。高校应采取言论自由原则，积极向师生员工和行政人员宣传开放式对话的价值。

2.征求真实的反馈意见，而不是任由激进分子操控话语权。各组织应建立定期匿名调查等机制，向员工征集真实反馈。这些机制应能反映组织内部的整体氛围，而不是沦为激进分子或心怀不满者操控对话的工具。此类调查的结果通常能够帮助缓解紧张关系。例如，在某大型非营利组织中，很多年轻的白人员工抱怨白人至上主义盛行，但大多数黑人员工却对该组织的文化表示满意。

3.禁止员工在社交媒体上的霸凌行为。过去五年里，很多组织都曾陷入这样的危机，即员工利用社交媒体威胁同事或强迫同事附和自己的观点。如果设立清晰统一的社交媒体准则，组织内部的冲突就更有可能以友好的方式得到解决。虽然这些准则不得限制私人的政治言论权利，但可以且应该禁止员工公开抨击雇主或批评同事。

4.在真相未明、情绪未平之前，不要轻易处分任何人。各组织应制定明确程序，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处理员工受到的投诉和指控。当员工在社交媒体上被指责有过违反道德的言行时，组织尤其容易仓促行事。设立这些程序的目的是，在相关事实调查清楚之前，避免做出任何明确决定。通常，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确保最初的喧嚣已经平息，因此组织更容易根据事实做出合理的决定，而不是去迎合推特、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上陌生网民的意愿。

5.如无过错，不要轻言道歉。各组织及其领导人绝不应该为没有道德失范的事情或实际上没有做过的事情道歉。通常来说，发布此类道歉声明的初衷是为了平息社交媒体上的轩然大波，但结果往往是火上浇油。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各组织的其他成员。机构领导人绝不应鼓励或怂恿下属发表此类言不由衷的道歉；如果有人声称员工签署此类道歉的话就能保住工作，员工一定要对这样的承诺保持高度警惕。

诚然，这几点说易行难。但我认为，由于当今时代的特点，机构领导人终将面对各种棘手情况，而这些行动和原则可以帮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设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位大学校长，现下面临着过去十年间困扰过很多校园的争议情形。有学生组织邀请了一位演讲者，而这位演讲者的观点在你看来是具有危害性的，其他很多学生组织也计划举行抗议活动，很可能会有人试图使用暴力手段来破坏这次活动。你会如何应对？

如果你站在抗议者一边，就有可能纵容对学术自由的明确攻击。如果你站在受邀演讲者一边，就有可能让自己与他的有害言论扯上关系。你似乎注定要进退两难。

但实际上，通过一个相当简单的办法，就能既捍卫学术自由，又表达你对来访演讲者观点的反感：你应该公开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明确表示如果学生诉诸暴力或阻止来访演讲者表达观点，必将受到严厉处罚；同时，你也可以自由表达你个人对来访演讲者的不同意见，并承诺加入以和平方式对其观点提出异议的学生活动。

这样就会皆大欢喜吗？当然不会。但这样做可以彰显学校的价值理念，显著降低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还能着手培育一种更健康的校园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热情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或举行抗议，但坚决反对他们使用暴力手段来达成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机构领导人也有望重新树立权威，从而发挥积极作用，帮助建立既理性又具有韧性的内部文化。

如果陷入身份陷阱，我们将失去什么？本书对我个人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种族和宗教偏见的历史深刻地影响了我祖辈的命运。他们经历了长达数个世纪的职业和居住地限制。我的曾祖父母因身为犹太人而惨遭杀害。我的祖父母在大屠杀中几乎失去了全部家人。我的父母也在20岁出头的时候被逐出他们视为唯一家园的国度，不得不从头开始新的生活。

因为这段家族历史，我对种族和宗教歧视的受害者有着深切的同情。如果不了解种族、宗教和性取向等身份类别在历史上如何真切地影响人们的遭遇，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世界。即使在今天，世界各国依然存在着严重不公，不管拿出什么理由，我们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然而，如果对群体身份的关注变得过于偏执，就会以危险的方式扭曲现实。身份综合理论的倡导者鼓励我们透过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棱镜审视每一个历史事实和每一次个人互动，这将导致我们无法全面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他们宣称社会上到处都是偏执狂，每一个被列举出来的少数群体成员都持续受到这些人的威胁。这样的描述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正漂泊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

正因为如此，对现实的扭曲最终既会带来个人风险，也会带来政治风险。对于那些深感孤立的人而言，身份综合理论提供了他们急需的方向指引，甚至让他们得到了顿悟。就像埃布·帕特尔在大学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思想时的经历一样，身份综合理论似乎能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更贴近真实的自我。但是，正如帕特尔后来逐渐认识到的那样，这种安慰性的承诺最终不过是一种幻影。

身份陷阱诱使复杂的个体将自身简化为外在特征的集合，然而，无论这些特征有多少种排列组合，都无法真实呈现人们的内在自我。身份陷阱强调我们的身份源自与生俱来的各种群体属性，但这种关注实际上挤压了个人品位和独特气质的空间，而恰恰是这些特质才使我们具有独特性。对于在过去十年里取得深远影响的身份综合理论，一些批评者指出，这些理念的问题在于它们将我们每个人都视为“独一无二的雪花”。但其实问题并不出在这里，而在于它们给人一种错觉，让人以为我们的独特性会得到充分认可，但实际上又将我们简化为照本宣科的演员，依照简单剧本，演绎着男性或女性、棕色人种或黑人、同性恋或异性恋、顺性别或跨性别等固定角色。

身份陷阱潜藏着严重的危险。它削弱了言论自由等重要价值观。事实已经证明，它的错误应用已经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大规模付诸实践，它非但不会为一个公平、包容的社会奠定基础，反而会激化敌对身份群体之间的零和竞争。

要想规避这一危险，我们必须努力超越偏见和敌意，长久以来，这些偏见和敌意将我们禁锢在祖辈宗教信仰或肤色预设的角色之中。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类别的重要性远远低于现在，因为我们每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以及我们之间的人际互动，都不再受制于与生俱来的群体归属。在理想的未来图景里，人类的共性终将超越分歧，我们绝不能在身份陷阱的诱惑下放弃这样的未来。

（本文摘自《身份陷阱：美国当下的思想和权力之争》；编辑：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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