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中华欲崛起，必西进！定都伊犁，可称雄于亚洲！”这句话被认为是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初年提出的大胆设想。

此言一出，震惊朝野——要把首都从北京、南京这样的传统中心，迁到万里之外的西域边陲？这究竟是战略远见，还是不切实际的狂想？这则预言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历史语境。

孙中山提出此议时，中国正处内外交困之际。东部沿海门户洞开，列强舰炮威胁直接腹地；内部则军阀割据，政治中心易成众矢之的。在这种背景下，他将目光投向看似荒远、实则极具潜力的西北，核心考量有二：

其一，寻求战略纵深与安全。 北京自清末以来屡遭外国军队入侵，南京也暴露在长江口的军舰射程内。深处亚欧大陆腹地的伊犁，远离海岸线，能有效规避当时列强强大的海上力量。广袤的西部疆域提供了巨大的缓冲空间，符合“以空间换时间”的国防战略。

其二，谋取未来陆权优势。 孙中山深受当时西方地缘政治学影响，尤其重视铁路与大陆腹地开发。

他认为，未来是铁路时代，伊犁地处亚洲心脏地带，若能建成铁路枢纽并定为首都，将成为连接中原、蒙古、中亚、西伯利亚的“亚洲十字路口”，效仿古代丝绸之路，重塑中国在亚欧大陆的影响力。

孙中山的设想并非凭空而来。从地理上看，伊犁河谷（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一带）确有其独特价值。

它直通中亚诸国，历史上便是连接东亚与欧洲的咽喉。定都于此，可直接辐射并影响中亚这一传统战略要地。

当地水土丰美，矿产丰富，具备支撑大型城市发展的自然基础。

在列强觊觎新疆、西藏的背景下，将首都设在西北边陲，能彰显国家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整合。

孙中山的蓝图是：通过修建横跨全国的密集铁路网，将富庶的东部与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西部紧密连接，使中国从一个被动的“沿海国家”，转型为主动的“陆权强国”，从而主导亚洲事务。

尽管构想宏大，但“定都伊犁”之说在当时及之后都未被采纳，因其面临几乎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

二十世纪初的伊犁，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无法支撑一个现代国家的首都功能。巨量物资与人口迁移，成本无法估量。

在铁路网络几乎为零的时代，从东部到伊犁的旅程需耗时数月。政令传递、军队调动、粮食补给都将陷入瘫痪，国家治理效率无从谈起。

当时沙俄（及后来的苏联）对新疆影响力巨大，英国也觊觎西藏。在强敌环伺、力量未及之地定都，无异于将中枢置于险境。

加之 远离汉文化核心区，在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的边疆建立政治中心，治理难度极大，易造成核心区域的离心。

今天回看，孙中山的“定都伊犁”预言，是一份充满忧患意识与战略雄心的 “思想实验”。

它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定都思路（如近海、守江河）在列强船坚炮利时代的安全隐患。它超前地强调了西部开发、陆权复兴、亚洲内陆整合对于中国长远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他看到了亚洲腹地的战略价值，其内核是呼吁中国摆脱被动挨打的沿海防御思维，转向主动经营大陆深处，以谋求更广阔的战略主动。

这一未能实现的狂想，其精神遗产却在后世以另一种形式延续：我们今天看到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中对中亚走廊的重视，无不蕴含着将广袤西部从“后院”变为“前沿”、通过陆路联通重塑地缘格局的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