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述韩信的忠诚，然而篇章的结尾却简短地交代了韩信的叛变，准确地说，是他有了叛变的图谋。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历代的《史记》注释者多认为，这是太史公故意埋下的一个伏笔，暗示吕后处决韩信时，实际上是冤枉了这个好人。 在《史记志疑》中提到： 信之死冤矣！前贤皆极辩其无反状，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萧何）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涉、通于拥兵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结连（黥）布、（彭）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宾客多’（指陈豨）与‘称病之人’（指韩信）何涉？‘左右辟’则‘挈手’之语谁闻？上谒入贺，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将者亦复部署有几（言家臣徒奴人数和能力有限，韩信必不轻加信任）。 这段议论显然是为韩信喊冤的，言辞之中理直气壮，颇有道理。 《史记评林》也指出： 此情（指韩信勾结陈豨谋反）似诬。豨，汉信幸臣也；偶过拜淮阴，淮阴何以遽行谋反！及豨反后，亦无往来迹。且豨之反，自周昌所言仓卒激之，安得与淮阴有所谋！此皆慎阳候（指告韩信谋反的韩信舍人栾说）辈谗之，不然，汉廷谋臣诈以此论杀之（指韩信）耳。归有光亦指出：陈豨事疑出告变之语。考豨传，豨招致宾客，为周昌所疑，一时惧祸，遂陷大戮。非素蓄反谋也。且已部署而旷日待豨报，信亦不知兵机也！此必吕后与相国文致之者。 这些古人的辩解有其坚实的论据，并且显然并非毫无根据。 那么，司马迁是否过于多疑了呢？其实，并不是。《淮阴侯列传》恰恰有意给后人留下了疑团，甚至在一些细节上刻意模糊了真相。根据《淮阴侯列传》的记载，项羽的说客武涉曾劝韩信背叛汉朝，但韩信却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他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这番话中，韩信不仅否定了项羽的劝说，甚至透露出他对项羽不了解他为人的怨言。武涉离开后，范阳辩士蒯通又劝韩信反汉自立，蒯通的言辞更为激烈，但韩信依旧固执己见，丝毫不动摇。即使面临那样的时机和诱惑，韩信也坚决没有动摇。这些事迹充分展现了韩信当时的忠诚与坚定。

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些史实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韩信在刘邦统一之前，从未有过叛心。即便在有绝佳机会的情况下，他也始终没有背叛汉朝。司马迁的记载，不仅仅是为了反映历史，也是为了在后来韩信的叛变与最终结局中，给后人留下一个明显的对照，让人不禁思考：为什么一个曾经如此忠诚的人，最终却落得如此结局？ 至于韩信失势后是否动了叛变之心，《淮阴侯列传》早有记载。书中提到，项羽败北后，高祖刘邦夺取了齐王军，韩信在汉五年被贬为楚王，而刘邦没有立即怀疑他。直到韩信未曾动手防御、以为自己无罪的时候，刘邦才开始怀疑，最终将韩信囚禁。韩信从未有过明显的叛变企图，甚至在刘邦攻打他时，他并未立即举兵反抗，直到局势已非常危急，他才起了自卫之心。 这段记载，也表明韩信虽然不满刘邦的做法，但并未真正产生叛心。司马迁反复记载这些细节，显然是为了为韩信开脱，强调韩信一心忠诚，决无谋反之心。 然而，当涉及韩信与陈豨的勾结时，疑点就层出不穷。司马迁记载了陈豨与韩信的交往，虽然后人多有辩解，但无论如何，韩信与陈豨的关系，始终充满了疑云。特别是埋其手、辟左右这六个字，司马迁究竟在这里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按理说，韩信与陈豨的关系本应是较为紧密的，但陈豨反叛后，韩信却未曾与之往来，直到很久之后，才有密谋之事。陈豨反叛时，韩信却选择保持沉默，没有立刻采取行动，反而在知道陈豨兵变后，仍旧轻信吕后关于陈豨已经死亡的谎言。这些矛盾和不合理的细节，似乎说明韩信并不是真的策划了反叛，或者说，他的谋反只是外界的一种诬陷。最终，韩信没有发兵，也未作防范，最终被吕后巧妙地捉拿，执行了死刑。 因此，关于韩信的叛变，尽管历史上有许多疑点，但司马迁显然在他的《淮阴侯列传》中，为韩信留下了一个谜团。这个谜团，或许正是为了让后人对韩信的忠诚与背叛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