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停战的条件逐渐成熟，中、苏、美三国都准备坐下来进行谈判，但朝鲜和韩国却一直不愿意接受停战协议。直到在谈判过程中出现分歧，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朝鲜才开始想尽办法推动停战的进程。在志愿军撤回的问题上，中、苏、朝三国也存在分歧。不同国家的利益和立场不同，这种分歧其实很正常，如何解决这些分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中国的战略可以用“以打促谈”来概括。由于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巨大，在1950年10月决定出兵援朝时，中国政府设定了“不扩大战争”的原则，目的就是要把战斗局限在朝鲜半岛，防止战争蔓延到中国境内。基于这一原则，中国决定通过打击敌人来推动谈判的进程，即在继续战斗的同时，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然而，战场的胜败直接决定了谈判的结果。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占得上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中也难以获得。因此，谈判的前提是战争胜利。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经过五次战役和七个多月的激烈战斗，逐渐摸清了敌人的底牌。最初轻视中国军队的美军，在与志愿军的交锋中，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军队强大的战斗意志，逐渐意识到胜利已无可能。正是因为志愿军的英勇表现，才为后来的停战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中国决定边打边谈。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议进行朝鲜双方的停战谈判。25日，中国通过《人民日报》社论表示支持这一提议，美国总统杜鲁门也通过演讲表态支持停战。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正式提出停战谈判的倡议。7月1日，中国和朝鲜共同发表声明，支持李奇微的提议。

然而，尽管中国急于停战，朝鲜却一直不愿意接受。1951年7月10日，双方在开城的来凤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标志着朝鲜停战谈判的正式开始。中国方面积极参与谈判，但朝鲜却对停战充满疑虑。金日成甚至认为此次谈判是中国想摆脱对朝鲜的援助，急于结束战争的表现。在谈判过程中，朝鲜方面还认为中国做出了过多让步。1951年7月27日，毛主席致电金日成表示，如果美国坚持以现有前线为分界线，中国可以做出一定让步。当时的前线大部分位于三八线以北，这意味着朝鲜可能需要放弃部分土地，这对金日成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打击，因此他强烈反对这种让步，表示无法接受。

当时，苏联驻朝鲜大使注意到朝鲜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冷淡，朝鲜更加依赖苏联的支持。中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朝鲜则不愿接受中国的让步，导致停战谈判停滞不前。

然而，到了1952年下半年，双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停战谈判由于战俘问题陷入僵局。中国坚决要求遣返所有战俘，否则将继续作战。毛主席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指出，在敌人猛烈轰炸的压力下，如果接受敌方的挑衅而不是实际让步，这对双方的政治和军事局势都会极为不利。但金日成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认为敌人对朝鲜的轰炸已经造成了严重损失，希望能够尽早结束战争。

此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为了拖延美国的行动，支持中国的立场。他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表示，中国的立场完全正确，不愿接受有损尊严的停战条件，而北朝鲜则因承受巨大战争损失，迫切希望结束战争。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发生了剧变，失去了斯大林这样的战略领导，苏联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的态度转变，再加上美国在战俘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让步，停战谈判才得以加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最终同意停战。1953年7月27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此时，志愿军已经换上了苏式装备，武器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三八线的防御工事也已完善，战场形势明显有利于中朝联军。

虽然停战协议已经签署，但战争并未完全结束。停战后，为了继续抗衡留驻朝鲜的美军，数十万志愿军（到1956年仍有25万）继续驻扎在朝鲜。此时，北朝鲜在重建方面的政策出现偏差，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并引发了党内强烈的不满。部分干部开始借鉴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金日成的错误做法，这让金日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1956年，苏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朝鲜党内的批评声也随之升级。朝鲜党内有金派、亲苏派和延安派等派系，其中对金日成批评最为激烈的就是延安派。延安派多为从中国回来的干部，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金日成大力拉拢亲苏派，打压延安派，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对其进行无情打压。

金日成对志愿军长期驻扎在朝鲜感到不满，并不断试图摆脱中国的控制。1956年11月，北朝鲜政府向中国发出备忘录，要求联合国处理外国驻军问题。中国对此回应，指出联合国实际上是参战方，且只承认南朝鲜政府，因此没有资格协调此事。毛主席则严厉批评金日成的行为，认为金日成可能会走上铁托或纳吉的道路。铁托是南斯拉夫领导人，抵制苏联控制，而纳吉是匈牙利总理，试图摆脱苏联影响。苏联方面也支持中国的立场，认为志愿军继续驻扎在朝鲜有利于朝鲜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尽管金日成不满中国的干预，但他对志愿军的长期驻扎无可奈何。随着中朝关系逐渐恶化，金日成开始转向苏联示好。到1957年，随着中苏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中国对朝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与金日成谈话时提到志愿军撤离的问题。金日成听后非常高兴，表示同意并感谢。经过商议，朝鲜政府首先宣布要求外国驻军撤离，随后中国政府响应，开始单方面撤军。从1958年3月15日到10月26日，志愿军分三批撤出朝鲜。撤军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减轻军事负担。志愿军驻扎在朝鲜的开支巨大，撤军后，中国还将部分部队用于其他战略任务，例如开展核试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