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南方官员拥立藩王为帝，民众期盼南明能效仿朱元璋北伐中兴。然而南明政权内部党争不断，贪腐横行，最终无力抵抗清军南下。

《南明五帝：抗争、困局与幻灭》作者张玉兴为弘光帝朱由崧正名，还原其勤政有为的本来面貌。作为万历帝之孙，朱由崧因祖辈恩怨遭东林党人抵制，被污名化为昏庸之主。实际上他继位后谦逊纳谏，重用东林人士，甚至为建文帝平反，展现出难得的政治胸怀。朱由崧虽力图调和，却无法平息东林党与阉党的争斗。更致命的是重用了马士英、阮大铖等奸佞，导致新政沦为敛财工具。史可法等忠臣被排挤，朝廷陷入瘫痪。

还有就是战略研判失误，无论是朱由崧还是东林党、阉党、地方实力派，都仍然以李自成起义军为主要敌人，并没有意识到对方已经快速失去对于北方的控制，而取而代之的清廷有一统全国的战略筹谋。这种情况下，南明小朝廷在坐拥战力的情况下，坐视清军围追剿灭李自成义军，错失了及早抢占有利的战略位置，尽早打击清军的机遇。南明小朝廷甚至对于吴三桂还抱有幻想，将之册封为国公，另外派出使团希望与清廷议和，结果受到无情嘲弄。

得到朱由崧重用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大肆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导致南明小朝廷的诸多新政举措还没有落地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史可法、张慎言、刘宗周等更加纯粹忠于南明小朝廷的大臣被排挤出局。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南明小朝廷误判形势，坐视清廷入关后掌控北方，并完成军力部署，这期间处于微妙停战状态的南明朝廷节制下的藩镇，实际上“听调不听宣”，自行暴敛财物，大肆搜刮地方。

1645年，南下清军轻易冲破南明薄弱的防线，占领南京，朱由崧逃至芜湖后，被藩镇军士擒获后献予清军。次年，朱由崧等被清廷集中关押在北京的明代藩王被诬谋反一并处死。

《南明五帝：抗争、困局与幻灭》书作者指出，明季士人将朱由崧说成是荒淫怠政者，甚至古今昏君之最是不恰当的，“诸多指控多属诬陷之词，皆无确凿证据，但又形成文字，大量传布，如影随形伴其一生，且流传后世，几成定论”。书作者辨析指出，很多记述都出自与福王一系存在极深矛盾的东林派，而弘光帝朱由崧确实也错用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这等于百口莫辩。而查继佐、黄宗羲、顾炎武、夏允彝等同属东林党或有东林倾向的士人，对待传言的态度就较为冷静客观，在记述南明历史时并不言及弘光帝莫须有的荒淫之事。

曾经在迎立朱由崧时严厉批评、在南明灭亡后降清的钱谦益，后来回忆弘光帝时曾有多首诗作，如《一年》感叹朱由崧饱受诟病和污蔑：“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 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奸佞不随京雒尽，尚流余毒螫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