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知府、知州、知县新任官员在抵达辖区的第一天，通常是不允许立即进入城市的，他们必须先在当地的城隍庙内过夜，第二天才能正式进城办理交接手续。此外，按照朝廷规定，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地方官员还必须亲自到城隍庙进行祭祀，表达对城隍神的敬意与祈福。

不仅如此，当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难以侦破的刑事案件时，官府也会选择前往城隍庙祈求庇佑。有时，刑场甚至会设在城隍庙内执行死刑，显示出城隍庙在司法和行政事务中的特殊地位。由此可见，清代的城隍神已不再是单纯的神祇崇拜对象，而是实实在在参与地方行政的“神明官员”。

那么，为什么在清代，城隍神能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甚至被誉为“官神”呢？这就要追溯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统治时期。

在唐代以前，城隍神在民间和官方的崇拜还较为零散和局限，元宋时代虽有提升，但尚未成为官方的统一信仰。直到明朝建立后，城隍神才被正式纳入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成为各地不可或缺的“官神”。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即位不久，下令在全国各地建设城隍庙，确立城隍神的神职体系，明显体现出世俗官僚制度的等级结构。比如，应天府的城隍神被尊称为“帝”，开封、临濠、太平府、滁州的城隍神则称“王”，其余府州县的城隍神则分为公、侯、伯三级。

洪武三年，京师城隍庙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陶凯建议仿照朝廷设置六曹神职——吏、户、礼、兵、刑、工，同时设左司神和右司神，但朱元璋并未采纳，最终只保留了左司神和右司神。京师城隍庙落成当日，朱元璋亲自撰写祭文，设定迎神仪仗隆重如王者，彰显其对城隍神的尊崇。

到了洪武四年，朱元璋下诏废除各地城隍神的公、侯、伯爵位，规范称谓为“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或“某县城隍之神”，体现统一化管理和去世俗化趋势。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京城隍神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与天地诸神同列的祭祀对象。每年五月十一日，朝廷都会派遣礼部与太常寺官员专门为北京城隍神举行祭祀仪式。而南京城隍庙的地位则有所下降，已无两次祭祀制度，仅在中秋时节派官祭祀。

在神仙等级体系中，城隍神备受重视。朱元璋曾在祭文中写道：“予不敢径达上帝、后土，于今月十一日，亲告于钟山之神，望神转告于上帝、后土，惟京都城隍之神，先期与报，至日祝焉。”这表明国家祭祀的神级排列依次为上帝、后土、钟山神、京师城隍神。遇有天灾，官府先赴城隍庙祭祀，由城隍神向钟山神报告，钟山神再上达上帝与后土。这一层层汇报体系，实则反映了现实的官僚结构——城隍神如地方官，钟山神似布政使，而上帝与后土则象征皇帝与朝廷。

朱元璋登基后，特意提升城隍庙的威望，尽管城隍神本质上仍为土地神，但在明代，城隍神逐渐经历了从纯粹自然崇拜向偶像崇拜的转变，开始具备人格化特征。

根据明代制度，城隍神的神像最初为木质，后改为土质，并为其穿上官服冠冕。在某些地区，城隍庙内还设有城隍夫人的神像，显示其家族化的神格体系。

在朝廷大力支持下，城隍神迅速普及至民间，逐渐被赋予名人身份，例如南京城隍神被认为是孙策，北京城隍神是于谦，杭州城隍神是周新等，进一步增强了其地方影响力。

进入明中期，民间普遍认为城隍神是上天派遣下来的“亲民官员”，这种观念使城隍神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维系地方法律与秩序的功能。

明代地方官员上任时，必须先到城隍庙进行拜谒并立誓，祭文中需表明自己愿为百姓造福、公正执法的心志。完成祭祀后，还须在城隍庙内过夜，次日方可正式上任。

遇到重大刑案时，部分地方官也会选择在城隍庙内审理，借此表达“神明在上”，警示官员不可私断或徇私舞弊，体现司法的公正与严肃。

百姓若遭遇纠纷，官府暂时无法妥善解决，也会前往城隍庙发誓立约，以期借助神明力量达成公正裁决。

这一整套城隍信仰体系，后被清代继承并发扬光大。清代对城隍神的崇拜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较明代更为热烈，有时甚至选择在城隍庙内执行死刑，以震慑罪犯。

总之，明清时期的城隍神已经脱离了遥远的自然神概念，被人格化为上天派遣的监察官，肩负约束地方官吏、维护法纪的重要职责，成为社会治理与宗教信仰相结合的重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