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亚喀巴湾——我正在徒步周游世界。今年1月，我从埃塞俄比亚裂谷的智人化石早期发现地——赫托布里(HertoBouri)出发，寻找第一批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至少6万年前占领地球的足迹。我的终点是南美最南端的、寒冷的火地群岛(TierradelFuego)，这是所有大陆上最晚有人类定居的角落。这次漫长的徒步漫游将持续七年时间，路程绵延21000英里（约合33796公里）。（我已经走完了1700英里）

我在旅行途中为《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撰稿，涉及人类进化和冲突、游牧和气候变化等林林总总的话题。我所称的“走出伊甸园”(Outof EdenWalk)之行旨在用纵深的历史观照当下的事件。但是，即便在我严格遵守自己的徒步新闻采访特色，努力让自己沉浸于一种更新世(Pleistocene)的心态之际，喧嚣的汽车仍然不断闯入我的意识。它们简直无法摆脱。它们无疑是界定我们文明的发明。它们以各种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而我们早已不再思考这些变化的方式。

比如，在我从较为贫穷的亚热带地区一步步走到较富裕的温带地区，我发现，人们的意识展示出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我旅行的起点非洲之角是地球上仅有的汽车仍然不多的人类居住地之一——根据世界银行(WorldBank)的数据，埃塞俄比亚每1000人或许仅拥有2到3辆机动车——步行是一种几乎人人都在从事的活动。裂谷沙漠以及人们与它的关系，仍然靠人类的双脚来塑造和书写。羊肠小道四通八达。人人都是合格的徒步向导，就连小孩子也是。

后来，我乘着运载骆驼的船穿过红海，抵达了中东。这里每1000人就拥有300辆或更多汽车（美国的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大约达到800辆），我进入一个完全被硫化橡胶轮胎主宰的地区。

在沙特阿拉伯，我甚至很难与驾车者交流，他们已经失去了想象不受限制地移动到地平线上任何一点的能力。问路往往毫无意义。就像任何地方的司机一样，他们的参考系是直线构成的，局限于这片土地上纵横交错的狭窄带状空间。

当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穿越一个山脊的明显捷径的时候，一个沙特朋友不解地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开公路？公路总是更笔直一些呀。”

对他来说，地球上没有铺路的地方只是一块移动的图片——对他的高速旅行构成一个不真实的、朦胧的背景。他的空间感已经受损。作家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Solnit)在《漫游癖：步行的历史》(Wanderlust:A History ofWalking)一书中将这种思维模式描述得淋漓尽致：“从某种程度上说，汽车已经成为了一种假肢，尽管假肢通常适用于受伤或者肢体有残疾的人，但这种汽车假肢适用于那些在概念上残缺的人们，或者说，被这个规模大得超出人类掌控范围的世界损伤的人们。

我把它叫做“汽车脑”。

纬度越高，“汽车脑”出现的概率也越高。（这个现象在两极消失，被“飞机脑”取代）在富裕的北半球富裕国家，任何一个不得不与机动车分享沿途风景的远足者对这种综合症都很熟悉。

龟缩在一个巨大噪音气泡和一吨钢铁里的内燃机部落成员，倾向于占有所有可用空间。他们在离我太近的地方轰鸣而过。他们从汽车内的隐私空间带着好奇窥视着车外，就好像他们自己是隐形的。在沙特阿拉伯，这有时候意味着我会完全失去隐私，因为小卡车里的贝都因人、运动型多功能车(SUV)里的士兵、轿车里的猎奇者围着我的帐篷转圈，好像在游览一个野生动物园，饶有兴趣地看一个徒步的人和两只运货的骆驼。还有一些开车的人则开到我身旁，跟着我慢速行驶数百米，摇下车窗问这问那。（不是我挑剔沙特人，他们并不比别的“汽车脑”社会更糟，但我在该国步行700英里的途中，只有一名司机愿意停下来陪我溜达一会）。

但与“汽车脑”受损的出行礼仪相比，更让人深思的是，他们错过了放慢脚步带来的生活乐趣。

“汽车脑”永远都不会了解真正的出发与到达的仪式感。在繁忙高速公路行驶时转瞬即逝的城镇和村庄，对于我和我的沙特步行伙伴来说，却成了值得庆祝、享受的场合。当我们走近城镇外围的时候，我们的步履因为充满期待而变得轻盈起来。我们大笑。我们感觉很好，内心洋溢着成就感。同样，收好背包，走出城镇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这种启程标志着在空间及时间中实实在在的前行，而不是只想着“到达目的地”的通勤者所认为的那种不便。

“汽车脑”失去了对人类行走互动的所有了解。看到远处的行人越来越近时，人们变得僵硬。但他们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你两手空空（没有武器）的时候，他们感到放松并且微笑。在非洲及阿拉伯半岛残存的牧区，你必须站在距离棚屋及住房数十米外的地方，礼貌地等待，直到他们注意到你，然后互相问候。这样的行走互动往往以亲切和善、彬彬有礼为特征。

还有就是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人类在生物学上自然的运动速度——周游世界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仍然无法充分描述这种速度的魅力所在。当在沙特阿拉伯古老的朝圣之路漫步的时候，我开始明白，在航空旅行普及之前，前往麦加——朝觐——的旅程如何与到达伊斯兰教圣城一样重要。当我一路向北，沿着红海海滨行走，看着白色的沙滩与蓝如墨水的海水起舞，形成一个接一个的水湾时，那番景象使我陷入一种肯定是原始的沉思恍惚之中。

这些自然的、边缘系统的联系源远流长，“汽车脑”很少有这样的感受。我必须不断地提醒驾车旅行的人，我的所作所为并不极端。坦桑尼亚哈扎人(Hadza)是地球上最后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民族之一，人类学家将GPS装置绑到他们的身上，发现男性狩猎时每天平均行走七英里。（女性走的少一些。）一年的行走路程达到了2500英里，相当于每年从纽约徒步至洛杉矶。鉴于在人类95%的历史期间，这种古老的经济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走这样的路程是我们的常态。坐着不动才是一种激进的行为。

我个人并不反对驾车旅行。汽车造就了中产阶层。汽车给予我们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自由。我猜测，在2020年到达徒步旅行的终点——智利后，我可能会驾车离开。但是，很可能不可避免的是，当我在未来六年期间缓慢穿越中东、亚洲及美洲时，我会离日益增多的“汽车脑”越来越疏远。与网络革命相比，内燃机给人类文化带来更加彻底的变化，它通过缩短时空使人类文化变得扁平。的确，已有百年历史的汽车革命削弱了人类集中注意力及保持耐心的能力，助长了推崇速度的心态，为互联网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当周围都是“汽车脑”的时候，会有孤独寂寞的感觉。有时候，在徒步行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幽灵。我已经需要找到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才能好好问路。定居的游牧民、流动的穷人、那些仍然把驴（或许是马车）当作交通工具的老人，以及那些没有忘记辛苦走完路程所带来的成就感的长者。他们会指出公路以外的“路标”。我在他们的指点下找到前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