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的一天，“大风堂”掌门人张大千，携二太太黄凝素、三太太杨宛君、小儿子张心智，以及画家孙宗慰、肖建初、谢稚柳等人，离开了成都，踏上了漫漫征途，前往敦煌。实际上，在此前的1940年，张大千曾经有过一次前往敦煌的尝试，然而途中接到二哥张善孖去世的消息，不得不匆匆返回奔丧。历经一年多的准备，张大千再次启程，告别好友熊佛西时豪言壮语：“此去敦煌，安营扎寨，搞不出名堂，绝不回头！

”于是，他带上了老婆孩子，甚至是两个老婆。然而，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并非为了逍遥自在的山水风光。当时的敦煌，尽管如今已驰名中外，但在1941年，它却是另一番模样。在张大千之前，敦煌很长一段时间都沉默在黄沙之下，曾经历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以及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的连番“洗劫”。直到1941年5月，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张大千一行人终于抵达敦煌。面前的景象既令人震撼，又带着苍凉，更多的是残破不堪，周围环境简直如同无人之境。

但对于张大千而言，这里却是一片宝地，他终于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一切。

张大千与敦煌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还在上海艺专求学的他从老师李瑞清和曾农髯那里听说过敦煌。而1937年秋天，与张大千同校毕业的画家李丁陇独自一人，历经千辛万苦前往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回来后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张大千前去观看，被那一幅幅精美的壁画深深吸引，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亲自踏足敦煌。

当他终于抵达敦煌的那一天，不顾长途奔波的劳累，他点亮了灯笼，步入石窟开始参观，一个接一个的石窟，一直参观到深夜。回到住处的张大千异常兴奋，原计划的3个月的考察临摹因此被调整为半年，后来又延长到一年，最终他在离开敦煌时，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时间。在敦煌，张大千整理文物，为洞窟编号，临摹各种壁画共计276幅。这一切都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

期间，张大千多次中途返回成都、重庆，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筹集资金。敦煌地处大西北，万里之外，沙漠深处，条件极为恶劣。张大千率领的团队需要在那里常年生活、绘画，需要长途购买物资和原料，还要雇佣僧侣、喇嘛、当地居民来协助工作，自然是花费不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张大千总计欠下了5000两黄金的外债，这还不算他变卖的各种字画和家产。1943年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兰州首次亮相。画展开幕当天，甘肃省各界名流蜂拥而至，轰动一时。

1944年3月和5月，国民党中央教育部在重庆两次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徐悲鸿、柳亚子、叶圣陶、沈君默等文艺界名流纷纷前来观摩。《新华日报》报道了展览的盛况：排队购票者长达一里多，一时万人空巷，观者如潮，山城轰动了……国学大师陈寅恪看过画展后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吾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著名画家叶浅予评论道：“投荒面壁近三载，他的大胆行动已超出个人做学问的范围，完成了只有国家财力才能做到的事，张大千在保护石窟和艺术研究上有先行者地位。”然而，也有很多人对张大千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为了临摹不惜一切手段，肆意破坏文物。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济在给“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举报信中写道：张大千欲遍摹各朝代名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再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

实际上，对于张大千在敦煌的所作所为，于右任深知一二。1941年中秋前后，于右任在西北巡视时，特意绕道敦煌，探访了张大千。当时，陪同的随员窦景椿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中回忆道：“我随着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途中有军师长马呈祥等人。我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的两面壁画，与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

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的随行人员为了让大家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试图张开欲裂的坏壁，结果过于用力，使其撕碎脱落。实际上，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地方都已经岌岌可危，一有风沙袭来，二有盗墓贼肆虐，三曾被俄军当做“野炊宝地”生火做饭，很多石窟都濒临坍塌。从这个现实层面看，张大千的“破坏性保护”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无论如何，任何形式的破坏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1943年4月，在中央行政院的敦促下，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给敦煌县长陈儒学发电报：“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敦煌县长陈，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滋误会。”陈儒学将电报转交给张大千，并严格约束其行为。随后，张大千在结束临摹工作途经兰州时，还遭到国民党军事检查站的检查，经确认无异常后才得以放行。

就这样，张大千来到了敦煌，也离开了敦煌。敦煌之行开拓了张大千的视野，对他的画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绘画风格也从此有了明显的改变。

然而，1943年3月，就在张大千离开敦煌之际，另一位名为常书鸿的人也以“服无期徒刑”的悲壮气概，长途跋涉，来到了敦煌。与张大千“破坏性保护”不同的是，常书鸿被誉为真正的“敦煌守护神”。他扎根大漠深处，为保护敦煌的文化遗产，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在他的带领下，夫人李承仙，女儿常沙娜，以及继任者段文杰、樊锦诗，都成为保护敦煌的中坚力量。2019年9月17日，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对于千年敦煌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会有更多像常书鸿和樊锦诗这样的守护者，而不是像张大千那样。最终，敦煌的珍宝能够得到更加持久和深刻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