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街上看到一群人大声吵闹，不用怀疑，一定是中国人或者俄罗斯人。”

这话出自一名德国华人之口。他说，这就是很多欧洲人讨厌中国人的原因。

话不好听，听着也委屈。但得承认，这种场景确实存在。巴黎老佛爷百货的奢侈品柜台前，几个中国游客扯着嗓子喊“这个包给我看看”；维也纳金色大厅外，刚听完音乐会出来的同胞，立刻切换成菜市场模式，大声复盘刚才的演出；罗马西班牙广场的台阶上，明明立着“禁止坐卧”的牌子，有人偏要一屁股坐上去，掏出薯片开吃。

在欧洲一些热门旅游城市的机场，登机口刚一开放，总有那么几个人拎着大包小包往前冲，生怕落后一秒。海关官员看到排长队的中国护照持有者，抽查率就是比别的国家高。一个美国海关官员说过实话：有些中国旅客明知故犯带了违禁品，被问好几次都不承认，等开包查出来了，还要找各种理由争辩。

这不是针对谁。这就是现实。

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衣着得体，请勿喧哗”“排队有序，不越黄线”“安静用餐，请勿浪费”“习俗禁忌，切勿冒犯”。一个国家要用红头文件来提醒自己的公民“出去别丢人”，本身就说明问题已经不小了。

一个人在餐厅里说话声音大了几度，在国内可能只是尴尬。但到了国外，这个“尴尬”就被抽真空保存，贴上国籍标签，一路带回别人的家里、办公室、酒桌上。别人不会在意你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平时讲不讲礼貌。他们只记住一个结论：中国人，吵闹。

这结论当然不公平。但它是真实存在的。

问题来了：欧洲人真的只因为几次街头喧哗就“讨厌中国人”吗？

没那么简单。

把时间拉长一点看。清朝末年的时候，欧洲流行一个词叫“黄祸”。什么意思？就是觉得中国这四万万黄种人会像蝗虫一样涌过来，占领他们的家园，摧毁他们的文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的英国人赫德说，什么叫黄祸？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四亿人长得一样，跟我们如此不一样，谁也不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穿着毫无感觉的大棉裤，时时刻刻忙活着——这就是“黄祸”。那时候，欧洲人看中国人，心里装的是恐惧和轻蔑。

到了上世纪20年代，欧洲打了一场世界大战，自己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这时候他们回头一看，突然觉得东方有智慧了，中国成了他们想象中的“人间乐园”。蒋介石夫妇在那段时间频繁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宋美龄一度被评为美国人最崇拜的女性之一。

再往后，抗美援朝。美国兵在朝鲜战场上被志愿军的冲锋号吓得魂飞魄散。一个美国士兵在家书里写：银白色的雪夜里，一声凄厉的号角，银白色的原野瞬间变成黄色，中国军队像机器人一样冲过来，最可怕的是这个机器人还没有停止与后退的装置。恐惧又回来了。

看见规律了吗？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很多时候跟中国本身什么样没关系，跟他们自己过得怎么样有关系。他们顺的时候，就看不起中国；他们不顺的时候，就想象中国是净土。中国在他们眼里，一会儿是魔鬼，一会儿是神仙，就是很少是一个正常的、有优点有缺点的普通人。

这种忽冷忽热的偏见，到了今天，又变了一种形式。

数据摆在那里。2025年，中欧双边贸易额8281亿美元，同比增长5.4%。中国企业对欧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超过40%，中欧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800亿美元。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谁也离不开谁。

但正因为这样，一些欧洲人的心理拧巴了。一边要跟你做生意，一边看不惯你发展得好；一边需要你买他们的空客飞机和奢侈品，一边又想在你面前保持居高临下的姿态。

这种拧巴在疫情期间彻底爆发了。加拿大一项调查显示，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61%的加拿大人认为把新冠病毒叫“中国病毒”不可接受。但到了6月份，50%接受调查的华人说，他们曾经遭受过直接或间接的种族主义攻击。有人走在街上被骂“滚回去”，有人在公交车上被人故意躲开，有人只是因为长了一张亚洲面孔就被当成病毒。

加拿大安大略省有个叫斯隆的政客，为了竞选党首，公开说加拿大的华裔首席医疗官谭咏诗“是在为中国工作”。被各方批评之后，他拒绝道歉，照样参选。理由是——这么做能拉到选票。

你看，偏见从来不是自发的。它是被一些人故意煽动起来的。因为它有用。它能让一个政客在民粹浪潮里脱颖而出，能让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产生敌意，能让一些人把自己的失败和焦虑甩锅给别人。

AIGC看文史第三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