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敦煌石窟享誉世界，而这份名声与一个外国人密不可分——他就是斯坦因。据说，这位友人从敦煌五万卷珍贵经卷中，带走了整整五分之一，也就是约一万卷。有读者可能会好奇：斯坦因带走的这一万卷中，最珍贵的究竟是哪一部？老实说，这个小编并不完全清楚，但关于其中比较珍贵的几部经卷，小编还是略知一二。如果您想知道事情的全貌，那就跟随小编从头慢慢揭秘吧。

在揭开这些经卷秘密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敦煌莫高窟的来历。这些佛窟的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更具体一点，是公元366年，也就是秦建元二年。那时，乐僔法师为了弘扬佛法，在鸣沙山东麓挥锤开山，自此拉开了延续千年的造佛运动序幕。这场造佛运动既关乎信仰，也体现了文化积淀与精神追求。

那么，为什么佛窟要选址在偏僻的鸣沙山呢？其实，这背后有着巧妙的考量。唐朝时期，这里正处于丝绸之路的繁华地段，乐僔法师将佛窟选在此地，可谓闹中求静，静中求财，既方便僧侣修行，也利于文化交流与传播。

有读者可能会对小编关于经营理念的说法有所保留，不过用香港一位知名主持人的话来解释便恰如其分。他曾说：中国历史上有一家最悠久、门派最统一、遍布名山大川的跨国公司，那就是佛教。佛门弟子统一着袈裟，寺庙分布在全国风景名胜之地，形成了世界级连锁网络。历史悠久、规模庞大，这样的成就，显然需要精妙的经营智慧，否则佛教不可能盛极一时、延续至今。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逐渐消退，朝代更迭，曾经风声鹤唳的跨国生意也慢慢归于平静。敦煌佛窟的开凿热潮随之冷却。僧侣们因耐不住寂寞，纷纷离开敦煌，前往他地发展。那些空闲下来的经书、佛器，就被留下的僧人封存于僻静的佛窟中，默默藏匿了数百年。

1900年，敦煌石窟迎来了一位非凡的住客——道士王圆篆。王道士在16号石窟里，意外发现了从晋代到元代一千年间封存的文书、画卷与经书。对道士而言，这些佛经既无法点火取暖，也难以变卖盈利，但王圆篆却颇有责任心，只取了两卷，呈给当时的敦煌县令。县令却摇头晃脑道：这东西本县管不了，你自己想办法吧。如此一来，清政府对敦煌文献的漠视便暴露无遗。

外国人却不如此，他们洞察了这些佛经的价值。俄国的奥勃鲁切夫、法国的伯希、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踏上敦煌土地，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用金钱换取这些珍贵的文献。而在这群歪果仁之中，斯坦因最为活跃，他两度前往敦煌，从石窟中带走了一万余卷经卷。这些经卷种类繁多，其中大部分被收藏家收入囊中，极少数珍贵的则进入世界各大博物馆。

至于这些经卷中最珍贵的到底是哪部？答案并不简单。第一，许多经卷散落在国外博物馆，资料缺失；第二，经卷数量庞大，流向众多收藏家，难以追踪其完整内容。因此，小编只能告诉大家一些比较珍贵的卷宗。 其中最为特别的一部，是《佛说十王经》。这部佛经现藏法国，不仅制作精美，而且自带插画。全经通过佛陀的口，向世人阐述地狱景象，十王执法不阿，一旦犯罪入地府，十殿阎王绝不手软。这部经卷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其精湛的书法与绘画，更在于其内容的罕见与独特。 小编始终怀着乐观的态度，相信随着国家国力的增强，这些散落海外的敦煌经卷，总有一天会回归祖国。那时，它们将完整无缺地重返大敦煌，辉煌依旧，历史记忆得以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