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离开平壤的前一晚才数清的。

小卢那个藏蓝色帆布挎包里，整整齐齐码着七包方便面。康师傅两包，出前一丁三包，还有两包是丹东产的“白象”，包装上印着憨态可掬的大象，汤汁拍得像金黄色的绸缎。

每一包的包装袋都完好无损，没有一包拆开过。

“这包，”她指着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是于大姐给的，她说山东人认这个牌子。”

“这三包，”她抚过出前一丁的日文包装，“陈姨说是从香港转机时买的，她自己都舍不得吃。”

“这两包白象，”她声音轻下去，“是安检那天，那个穿军装的男人——我哥的同学——悄悄塞给我的。他说，这面国产的，不丢人。”

她的手指在每一包面上停留很久，像抚摸久别的亲人。

“你弟弟……还没收到过？”我问。

小卢摇头。

“罗先太远了。托人带去，要经过四道关卡。有时候人走到一半，面就被扣了。有时候到了部队，不是他当班，别人帮他收着，收着收着就没了。”她顿了顿，“去年冬天有一包到了他手上，他泡好，拍了照片，托人把手机带回来给我看。”

她翻开手机相册，找那张照片找了很久。屏幕很旧，有几道裂纹，滑动的动作总在某个位置卡顿。终于找到了——一碗泡面，汤色浑浊，面饼已经泡发了，边缘有点烂。但端着碗的那双手，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虎口有冻疮溃烂后结的褐色痂。

“他说好吃。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

小卢抬起头，眼眶没红，倒是笑了。

“其实那包面过期三个月了，汤底都有点哈喇味。但他不说，我也不说。”

2019年10月3日，K27次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我还在盘算回国后要发几条朋友圈。

窗外的新义州农田里，七八个农民正弯腰收割稻子。他们的动作很慢，慢得像一部被调慢了倍速的老电影。一个穿深蓝人民装的女人直起腰，扶着镰刀，久久地望着我们的火车。隔着玻璃看不清她的脸，但她保持那个姿势很久，久到车厢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看什么看，没见过外国人啊。”

于大姐嚼着辣条，眼皮都没抬。

我没说话。我总觉得那个女人看的不是我们，是这列火车本身，是它来自的那个方向，是它即将回去的那个世界。

五个小时的安检里，我见过七种眼神。

第一种是例行公事的，翻看护照时像在核对通缉令。第二种是好奇的，盯着我的iPhone11看了足足二十秒，喉结滚动了两下。第三种是严厉的，发现我相机里有一张模糊的街景，非要我删掉，其实那只是只过马路的狗。

第四种来自那个摸方便面包装的男人。

他翻开我的行李箱，拎出那袋康师傅，拇指按在油墨印刷的牛肉块上，来回摩挲。那个动作很轻，像摸初生婴儿的脸。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没收。但他只是放回去，盖好箱子，站起来。

临走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是第五种眼神。不是羡慕，不是渴望，甚至不是悲伤。是一种很深的、说不清的、像隔着结冰的河看对岸灯火的眼神。

我现在知道了，那叫“曾经相信过”。

小卢第一次收下方便面，是在抵达平壤的当晚。

于大姐把喝剩的半桶面硬塞给她：“姑娘，扔了浪费，你拿去当夜宵。”

小卢推辞了三次，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像触碰烧红的铁。最后于大姐把桶面往她座位底下一塞，转身走了。小卢看着那个红白相间的纸桶，怔了很久。

那天夜里十一点，我在消防通道抽烟，看见她蹲在安全出口的绿光里，用一个自带的铝制饭盒，把已经泡烂的面一根一根夹出来，整整齐齐码好，盖上盖子，藏进制服内袋。

她没有吃。一口都没有。

“为什么不当时吃掉？”后来我问她。

她想了想，说：“那是于大姐给的。她心好。我想留着，给弟弟看。”

“看什么？”

“看中国人吃的东西。”她低头抚平制服上的褶皱，“看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把面剩下。”

第三天傍晚在妙香山，我撞见了更隐秘的一幕。

游客们都去参观友谊展览馆了，小卢说要去洗手间，却拐进了纪念品商店后面的员工通道。我跟过去，隔着门缝看见她在和一个穿人民军制服的年轻人说话。

那个年轻人，就是新义州安检时摸我方便面的军人。

他从军装内袋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递给小卢。小卢接过来，就着走廊昏暗的灯光看了很久。然后她从自己挎包里拿出一包白象方便面，双手捧着，像献哈达一样递过去。

年轻人接过面，没有立刻塞进包里。他把包装袋翻过来，借着窗外最后的天光，一行一行读配料表。他的嘴唇微微翕动，无声地念着：

面饼：小麦粉、精炼棕榈油、淀粉、食用盐……

酱包：精炼棕榈油、牛肉提取物、香辛料……

粉包：食用盐、白砂糖、味精、水解植物蛋白……

他读得很慢，像一个孩子在认字。读到“牛肉提取物”时，他的拇指停在那四个字上，轻轻摩挲。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读的不是配料表。

他读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宪法。

第五天晚上，误会发生了。

我看见小卢和那个军人在酒店后门交接，他手里拎着的正是那箱游客们给的方便面。我的脑子里瞬间闪过朋友所有的警告：监视、汇报、审查、连累……

“你一直在监视我们。”

这句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小卢转过身，走廊的灯光劈在她脸上。她没有辩解，没有解释，甚至没有问“你为什么这样想”。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但没有哭。

然后她把手伸进制服内袋，掏出那张全家福。

照片里四个人，父亲穿旧军装，母亲穿人民服，小卢扎着马尾辫，十四五岁的样子，笑得露出虎牙。旁边站着一个少年，瘦高，皮肤黝黑，军装明显大了一号，袖口卷了两道。

“这是1999年，”小卢指着照片，“弟弟八岁，我十岁。那年冬天，母亲把配给的粮食都留给外婆，自己吃了两个月橡子面，浮肿得下不了床。”

“父亲去黑市换肉，被治安队抓了，关了十五天。放出来那天，他把自己那碗玉米糊糊倒进弟弟碗里，说‘爸不爱吃，你吃’。”

她把照片收回去，贴着胸口放好，按了按。

“从那以后，弟弟再也不问肉是什么味道。”

第六天早上，小卢带我们参观万景台少年宫。

芭蕾班的女孩们穿着打补丁的足尖鞋，在地板上旋转、跳跃，脚背弓成新月。她们的腿上有一块一块的青紫，但每个人都在笑，露出整齐的牙齿。

休息时，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坐在窗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铝制饭盒。打开来，里面是冷掉的玉米饼，还有一小撮泡菜。她小口小口地吃着，每嚼二十下才咽一口。

小卢看着她，轻声说：“我小时候也想学芭蕾。父亲说，学那个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

“后来呢？”

“后来我考上旅游大学，毕业当了导游。第一次接待中国团，你们的人给我一包方便面。我没舍得吃，带回家给父亲。”

“他吃了吗？”

“他闻了闻，说，真香。然后把面饼掰成四份，一人一份。自己那份泡了开水，喝汤。”

小卢顿了顿：“他说，这辈子值了。”

第七天，离别。

列车停靠在新义州，小卢站在月台上，粉色长裙被北风吹得猎猎作响。她把右手轻轻按在胸口——那里鼓起来一小块，是今天早上我塞给她的最后一包面。

我没有告诉她，那包康师傅是2018年生产的，再过两个月就过期了。

她也没问。她只是收下，藏进徽章下面那个最安全的位置，然后看着我们的列车缓缓启动。

车窗摇下来，十几只手伸出窗外，朝她挥舞。她没挥手，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那个穿军装的男人也来送行了。他站在月台另一端的柱子旁边，手里拎着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是小卢托他带给弟弟的那七包面，六个月的积攒，一整年的等待。

列车驶上鸭绿江大桥时，我终于看见他动了。

他把塑料袋举起来，举过胸口，举过头顶，在2019年秋天萧索的北风中，朝我们这个方向，轻轻地、轻轻地挥了一下。

像告别，更像发誓。

回国第四十三天，我收到小卢托人捎来的信。

信封是自制的，用旧报纸糊的，封口处贴着一小片透明胶带。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张从笔记本撕下来的纸。

照片里，一个穿军装的少年站在白雪皑皑的哨所前，手里捧着一个白瓷碗，碗里是泡开的方便面。他对着镜头笑，露出整齐的白牙，虎口处的冻疮还没好利索，但已经结痂了。

纸上是小卢的笔迹，一笔一划，像小学生临帖：

“张同志，第七包面到了。弟弟说这是他吃过最香的牛肉面。包装袋上那块肉他剪下来了，夹在笔记本里，夜里站岗回来就看一眼。”

“他让我告诉你，明年他就可以休假了，到时候带外婆去平壤，去万景台看少年宫，去大同江边吃冷面。”

“外婆今年九十三岁，牙齿掉光了，但还记得1997年的冬天。她说，等见到孙子，要告诉他：这世上最香的，不是肉，是等你的人还没忘记你。”

信的末尾，她写了四个字：

“面是热的。”

窗外是2024年的上海，外卖骑手在雨中疾驰，手机屏幕上跳动着今晚吃什么的三十二种选择。我拆开那包牡丹峰香烟，点燃一根，看着烟雾在电脑屏幕前缓缓升腾。

屏幕上是我刚收到的新邮件。

附件里是一张手机翻拍的照片——穿军装的少年站在同一座哨所前，背后的雪化了，枯草里钻出零星的绿意。他手里还是捧着那个白瓷碗，碗里还是泡开的方便面。但他身边的雪地上，多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是用树枝划的：

“面是热的。姐，等我。”

我把照片存进那个名为“2019”的文件夹，和羊角岛酒店的夜景、大同江的暮色、新义州月台上那株粉色的植物放在一起。

窗外雨停了。我点开外卖软件，在搜索框里输入四个字：

康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