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朝鲜前，我的行李箱沉甸甸的，一半是衣服，另一半，是密密麻麻塞满的饼干、巧克力、真空包装的卤味，还有一整提泡面。身边去过朝鲜的朋友不多，但网络上关于物资匮乏的传闻却不少，那些“建议自备干粮”的帖子被我反复研读，仿佛不是去邻国旅行，而是要踏上一片充满未知的荒野。

同行的几位阿姨，更是夸张，行李中传出的塑料袋声响，听起来像个小卖部在移动。对此，我们的朝鲜导游小李只是微微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见怪不怪的了然，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这种疑惑，在抵达平壤后的第一顿团餐就冰消瓦解了。那是在一家涉外餐厅，明亮的灯光下，大圆桌上层层叠叠摆满了盘子。不是山珍海味，却精致得让人意外：翠绿的炒时蔬油亮诱人，酱烧的不知名江鱼香气扑鼻，切成薄片的烤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还有一盆热气腾腾的参鸡汤，汤色清亮，鸡肚里果然塞满了莹白的糯米和一颗小参。最特别的是一套“铜碗饭”，八九个大小不一的黄铜碗盏叮当作响，里面分别盛着米饭、汤、泡菜和几样小菜，古朴而有仪式感。味道出乎意料地好，蔬菜有股清甜，肉类紧实不柴。小李适时地介绍：“我们朝鲜的农产品，很少用化肥农药的。”一句话，让筷子下的每一口，仿佛都多了层“有机”的健康光环。我们面面相觑，悄悄摸了摸行李箱里那些显得多余的泡面。

我们下榻在著名的羊角岛饭店，一座矗立在大同江心岛屿上的特级酒店。在朝鲜人眼中，这无疑是现代化的象征。走入大堂，挑高很高，水晶灯闪烁着，但细看之下，地毯的花纹有些过时，房间的陈设简洁到近乎朴素，大约相当于国内三四线城市的商务酒店水准。然而，对游客的饮食供应，却毫不含糊。早餐是自助式，虽不像国际连锁酒店那般琳琅满目，但馒头松软，米粥温润，泡菜爽脆，竟还有煎蛋和炒土豆丝。地下一层的小商店里，能买到朝鲜本地产的汽水和冰淇淋。我尝了一支冰淇淋，包装简单，奶味却异常醇厚，售价五元人民币。这价格，对游客不算什么，但我忽然想起小李闲聊时提过，平壤普通职工月收入，大约在四五百元人民币。

团餐的规格一直保持水准，火锅、烤鸭、冷面……轮番上阵。席间，总会配上著名的大同江啤酒，绿色瓶子，标着“2号”。第一瓶是包含在餐标里的，入口清爽，麦香很足。同桌的老张是位退休工程师，喝得高兴，直呼过瘾，一瓶显然不够。他扬手想再叫，小李温和地提醒：“额外点的话，是20元一瓶。”老张愣了一下，笑着摆摆手：“来，再来两瓶！这趟出来，不就图个高兴嘛！”20元，对于这些拿着不菲退休金、习惯国内消费的中国游客，或许只是一杯咖啡的钱。但我看到，小李接过那两张十元纸币时，眼神很认真。这瓶酒，相当于他家乡一个工人一天甚至更多的劳动所得。酒酣耳热之际，我们这一桌的浪费也渐渐浮现——青菜基本吃光了，但那盘珍贵的红烧肉，却剩下不少肥腻的部分。

终于，在一次晚餐接近尾声，看着几碟还剩着不少肉菜的盘子，小李开口了，声音不高，却让热闹的饭桌安静了下来。“各位朋友，”他依旧带着职业的微笑，但语气格外郑重，“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尽量不要浪费粮食。在我们朝鲜，还有很多很多人，是吃不饱饭的。”

他告诉我们，在朝鲜，粮食是国家定量分配的。城市的成年人，如果参加国家安排的工作，每日定量大约七两（约350克）粮食；而没有工作的家属、儿童，则只有三两（约150克）。农村则实行工分制，收获的粮食按工分分配。这点定量，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子，或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想要填饱肚子，实在艰难。不够的部分，需要用国家发放的微薄“生活费”去市场上额外购买，而市场的价格，对于普通收入而言，堪称昂贵。

“所以啊，”小李的目光扫过那些剩菜，“我们从小就懂得，一粒米都不能糟蹋。”饭桌上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先前谈笑风生的叔叔阿姨们，默默地把碗里最后几粒米饭扒拉干净，有人试探着想把那盘剩肉再分一分。然而，毕竟胃容量有限，且连日的丰盛饮食已让大家有些腻了荤腥。最终，那盘肉还是剩下了。

小李看着那盘几乎没怎么动的、油光发亮的红烧肉，眉头轻轻皱了一下，那是一种超越了导游职业表情的、真实的困惑与惋惜。他犹豫了片刻，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词汇，很认真地问我们：“肉，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你们好像，不那么喜欢呢？”

那一刻，我仿佛被什么击中了。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盘剩菜。我看到的是两个平行世界在餐桌上的短暂交汇，而后又沿着各自的轨道疾驰而去。在我们的世界里，“营养过剩”和“减肥”是更常被谈论的话题，肉质的好坏、脂肪的比例是挑剔的重点。而在桌子另一端所连接的那个日常世界里，“肉”本身，就是节日、是奖赏、是稀缺的幸福感象征，是一种值得用全部劳动去换取、用全部味蕾去珍惜的至高美味。我们的饱足与他们的匮乏，我们的挑拣与他们的渴求，在这盘被冷落的红烧肉上，形成了尖锐到令人坐立难安的反差。

剩下的旅程，我们这团人几乎彻底践行了“光盘行动”。不是出于导游的监督，而是出于一种沉默的、心照不宣的自觉。那盘剩肉的画面，和小李那句天真的疑问，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了每个人享受美食的愉悦里。它提醒着我们，碗中的寻常，或许是他人眼中的珍贵；我们旅途中的一餐一饭，背后是一个社会复杂而沉重的运行逻辑。

离开平壤那天，我把没拆封的零食和泡面，整整齐齐地码在房间的桌子上。我知道，这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有些傲慢。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笨拙的致意——对那份我们已然陌生了的、对食物最原始的敬畏与珍惜。回程的列车窗外，朝鲜的田野静谧地掠过。我忽然觉得，此行最深刻的“特产”，并非那些纪念品，而是胃里残留的饱足感，与心头泛起的那一丝难以名状的、饱足之后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