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客不见后，日本人发现原来素质差的是白人游客，而最差的是日本老登？

12月13日，一条来自大阪的随手吐槽，意外地把日本社交媒体上关于“游客素质”的讨论引向了另一个方向：当街头的中国游客变少之后，喧哗和违规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有不少日本网友开始抱怨部分西方游客的失礼行为，甚至进一步反思起本国中年男性顾客的表现。

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平时所说的“素质”，到底是在评价某个国家的人，还是在面对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种由环境与结构共同造就的难题？

游客结构的变化，让旧印象失效

过去十年里，很多日本人习惯把“文明”“守规矩”这样的标签贴在欧美游客身上。

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选择性观察”带来的错觉——早年能承担日本高昂旅行费用的，大多是教育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他们的行为被不自觉当成了整个“西方游客”的缩影。

随着日元走弱、国际航班恢复、免税购物政策深化，来访游客的构成明显更加多元，原来的印象也就开始松动。

2024年日本入境游客突破3687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但中国大陆游客数量仍比2019年低了超过四分之一，反而是美国和韩国游客增长显著。

这意味着，即便中国游客没有完全回归，日本街头依然人潮涌动，因为游客的来源地比以前更广泛了。

进入2025年，这一趋势仍在延续。

7月单月访客数量创下同期新高，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游客增幅同时扩大；到了9月，中国重新成为第一大客源地，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紧随其后。

这说明“谁才是街头最常见的游客”已经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问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交平台上会冒出“西方游客更吵闹”的直观感受：当更多来自不同语言文化、对社交距离和公共空间习惯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发生显眼冲突或违规的概率自然会增加。

如果再叠加景区人流密集、交通规则差异、团队旅游氛围等因素，就更容易放大“噪音”的感受。

统计数据并不指向某个国籍的游客“更差”，而是提醒我们：游客的密度和结构变了，人们的体验也就跟着变了。

镜头翻转：日本社会的“顾客即上帝”副作用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场讨论很快转向了对本土“中年男性顾客”的集体吐槽——许多服务业员工、旅游从业者纷纷分享自己遭遇的“叫经理来”“居高临下”“动辄投诉”的经历。

这不只是情绪发泄，日本社会近年来对“顾客骚扰”的关注日益提升。

东京早在2024年就推出了全国首个针对“顾客骚扰”的条例，虽然不设罚则，但通过明确界定与倡议，试图为社会树立行为边界；随后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也陆续跟进。

更有力的证据接踵而至。

2024年一些工会和智库的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面向顾客的一线员工经历过顾客骚扰；之后政府与行业层面的调查也呈现类似的结果，且问题对年轻员工和非正式员工的冲击更大。

2025年，日本政府正式决定，从2026年10月1日起，将要求企业依法建立防范顾客骚扰的机制与指南，明确将“提出极不合理要求”“侮辱性言辞”“胁迫式叫嚷”等行为纳入应当应对的范围。

这意味着，问题已从“道德讨论”进入了“公共治理”的领域。

私营部门也在尝试用技术来缓解压力。

换句话说，“最差的顾客是谁”或许不是重点，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究竟是在怎样的制度与文化环境下，某些行为被默许甚至纵容？”

撕掉标签：从“他者有罪”到“场域治理”

这场讨论最有价值的启示，或许是让我们看到“素质”不是贴在谁身上的固定标签，而是“场景、规则、激励”互相作用的结果。

以媒体报道为例：当某个时期中国游客数量占优时，相关的负面事件更容易被镜头捕捉、被节目反复播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代表性偏差”；等到游客结构变化，镜头里“失礼”的行为主体自然变得多样。

统计常识告诉我们，基数大小和曝光频率在制造刻板印象时威力巨大。

把“哪些事更容易被看见”误解成“哪些人更容易犯错”，实在是常见的误区。

更重要的是，文化差异如何在公共空间转化为“可协调的冲突”，考验的是规则的清晰度和执行的一贯性。

日本公共交通对“安静”的期待，大多依赖暗示与默契；当游客构成快速变化，仅靠“自觉”很难维持秩序。

把“请勿外放声音”“排队规则”“垃圾分类”等信息做到看得见、读得懂、语言通用，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温和而坚定的引导（比如在排队点设置分隔栏、移动提示牌，必要时进行可执行的有效劝阻），往往比在社交平台上争论“谁更没素质”有用得多。

再把镜头拉近一点，“日本老登最差”这种说法虽然带着情绪宣泄的色彩，但数据确实显示，某些年龄段、某些性别的顾客在“投诉强度”和“言语辱骂频率”上相对更高。

部分四五十岁的男性在传统的企业等级文化中成长，带着“顾客就是上帝”的行为习惯进入消费场景，遇到不满时更倾向于用强调自身权利的方式表达。

公共政策要做的不是给他们贴标签，而是通过厘清边界、建立可执行的流程，让“越界行为的代价”从忍气吞声的员工那里，回归到行为者自己身上。

我的判断与对策建议

第一，别再简单用“国籍”来解释一切。

数据很清楚，入境游客的结构正在快速重组，2019年的经验未必适用于2024年以后的日本。

在中国游客占比下降而游客总量却创新高的时候，任何街头体验的变化，更可能是“结构改变带来的效应”，而不是“某个群体的文明水平问题”。

以这个认知为前提，才能避免误伤和无效的争论。

第二，政府与行业应当把“防范顾客骚扰”纳入景区和城市管理的主线，而不是交给企业单打独斗。

可以参考东京的相关条例以及国家即将实施的法律框架，在景区、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推出统一的“游客行为指引”，涵盖排队、噪音、摄影、投诉流程、对服务人员的尊重等方面，并用多语言、图示化的方式清晰呈现。

同时配套建立“劝阻—记录—升级—限制服务”的完整闭环，让规则不再只是“藏在心里的事”。

第三，服务人员需要拥有“被支持”的安全感。

企业层面可以准备这样几项支持：包含跨文化冲突化解的情景模拟培训、前台清晰公示的规范与后台坚定的执行支持、以及技术辅助工具（比如敏感词提示、音量监测、AI语音情绪调节等）。

当员工知道“背后有人支持”，面对挑衅时才不会只剩下“勉强微笑”和“硬扛冲突”这两种艰难选择。

第四，媒体应当有意识地呈现更全面的图景。

报道游客不当行为时，可以补充整体数据与背景；呈现多元的游客面貌，而不是只盯着某一类人寻找“反转剧情”。

这不是要粉饰太平，而是专业责任的体现。

只有这样，公共讨论才不容易被片面的情绪带偏。

回到那个有点刺耳的说法——“最差的难道是日本老登？”数据并不支持如此粗糙的结论，但它确实指出了一个现实：当规则留下模糊地带，默许“顾客特权”无限扩张时，最擅长利用这一点的人，就容易成为最令人头疼的存在。

与其把问题丢给某个国籍，不如把秩序交给清晰的规则与可行的治理。

到那时，谁喧哗、谁插队，都可能只是一次提醒、一张罚单、或一次服务限制的事，而不必再演变成一场关于民族性的无解争论。

#优质图文扶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