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亚教授是当年的“茶马古道六君子”之一。1990年秋夏，他与木霁泓、李旭、徐勇涛、王晓松、李林从中甸（香格里拉）出发，首次徒步考察了滇藏川三角地带的古道。次年1月，考察组六人在《云南大学校报》上发表了介绍茶马古道的第一篇文章，正式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1992年1月，陈保亚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了第一篇讨论茶马古道历史地位的文章。在后来的30多年时间里，陈保亚一直聚焦于对茶马古道的实地考察与学术研究，茶马古道也日益成为云南以及西南地区的一项重要的文化象征。

茶马古道系指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运输方式的商品贸易通道。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主要线路为滇藏线、川藏线和陕甘线等，辅以众多支线和附线，地跨今陕、甘、贵、川、滇、青、藏、新等省区，并外延至南亚、东南亚等国。

如果我们想要保护茶马古道，要开发茶马古道，首先要做的，就是认识茶马古道的性质。我考察过很多古道，回过头来看，云南省普洱市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对此有所研究，我们应该承认普洱的重要性，但还是有很多人不认可。现在我们要拿出比较让人信服的证据，通过理性的分析，来证明普洱是能被大家公认的茶源头，是（茶马古道）滇藏线的茶源头，是滇藏线源头的第一重镇。我在这里提出两个重要的证据，首先是茶树的多样性证据，还有就是语言传播证据。

茶树的多样性证据

唐代樊绰的《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这里的“银生诸茶山”是包括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市在内的“大普洱”，现在的普洱是“小普洱”。在那时，人们就意识到了普洱的茶，也提到了茶的扩散，而且论及“银生诸茶山”的文献，大部分也都与普洱茶有关。所以说，“银生诸茶山”在整个西南地区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最近，一些实地调查以及研究结果显示，普洱的茶树多样性分布也确实是最多的。

多样性分布是确定起源的一个方法论原则。为什么多样性分布越多的地方，越会是起源的地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某个家族是五代之家，总共20多个人，另一个家族是三代之家，也是20多个人。很明显，五代之家的基因变异就比三代之家的基因变异复杂。反过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家族是几代之家，只知道其中一个家族的基因变异很复杂，那这个家族辈数就会更多，这个家族存在的年代也更久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这就是因为非洲的基因变异是最大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语言传播证据

普洱是茶马古道上的第一重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的传播。普洱地区的傣族语、哈尼族语，布朗族语，都把茶读作“la”，而在彝族语中也是读“la”，纳西族尽管已经翻越横断山脉，也是读“la”。这就说明，“la”这个词，实际上有一个远距离的传播过程，已经从普洱一带传播到了纳西族所在的横断山脉。而“la”的形式，比我们现在的“cha”的形式要早得多。我们现在能确定茶路运输的滇藏线至少在唐代就有了，而“la”是比滇藏线出现还要早的一个读音形态，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滇藏线可能就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延伸到纳西族地区。

再往北的地区，包括现在四川的彝族，他们都把茶读“la”。一般来说，纳西族和四川地区的彝族很少种茶，因为这些地方太干燥，海拔太高，不具有种茶所需的温度、湿度、水分等条件，所以只可能是通过茶马古道将“la”这个读音传播过去。

一个是科学检测茶树基因的多样性证据，一个是重建语言传播路径证据，这两个证据可以证明，滇藏线实际上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而滇藏线的源头在普洱。现在把普洱列为滇藏线的起源，是完全有道理的，证据是最充分的。

另外，还有一个依据就是磨黑盐井。这里除了茶的分布，盐的分布也相对集中。局域性的盐运古道为茶的分布与运输提供了条件，茶可以利用盐运古道网络开始传播，普洱周围的茶山就可以把茶运到普洱这个中心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拥有早期的盐运古道的支撑。

普洱是最活跃的茶马古道网络中心

很多研究也都提到，以普洱为中心的茶马古道还可以往南继续走，通过这条线连接海路，进入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这是一条线，其实还有好几条，都是以普洱为核心的。概括而言，普洱是最活跃的茶马古道网络中心。对此，我们还是从词和物两个角度来说明。

物的角度，就是茶马古道上的蹄窝。我考察过包括武夷山、南岭在内的很多茶马古道，这些古道上蹄窝的深度和密集度都无法和滇藏线上的相比，尤其不像普洱延伸出去的这些古道上的蹄窝那么深，甚至川藏线都很少有如此深且密集的蹄窝。再就是词汇的证据。我们知道，以普洱为核心，沿着几条古道出发，无论是向南去往东南亚，还是往西北到西藏，云南话、四川话这些西南官话都是通用语言。当年我们第一次考察茶马古道，翻越梅里雪山后，在贾郎村遇到了藏族同胞。他们问我们，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怎么样？其实，毛主席是1976年逝世的，我们去的时候是1990年，也就是说他们的消息比较闭塞，但是他们都能听懂西南方言。在滇藏线上，语言的传播很广，这跟通道的流畅性是有很大关系的，尽管地处高山峡谷，但由于茶路很活跃，所以茶路上人与人的交流很频繁。

茶马古道的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

把这些问题认识清楚了以后，文化保护与开发就可以得到落实。文化保护与开发有两种价值：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我们过去知道茶马古道有很多显性价值，比如可以把遗址保存下来，作为历史的记录，可以发展茶产业，让人们致富，这是它的显性价值。

其实，更为重要的是隐性价值，也就是深度激活旅游业的经济效益，这是我们开发利用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看看从中甸到香格里拉的发展。1990年，我们从中甸出发开始考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那时候只能在火塘边烧土豆，但现在去香格里拉，星级宾馆有很多。香格里拉本身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茶马古道这个文化符号。至于为什么把中甸改成香格里拉，很多人以为是因为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其实，这个名字是我们的考察队员之一王晓松——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提出来的。

另外，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茶和茶马古道的关系。茶这种商品在古道上有它的存在深度，它是一种可以深度品鉴的、具有文化情趣的商品，所以茶和茶马古道可以进行互动。我们也考察了丝绸之路和很多盐道，这些商品也很重要，但是它们不一定能够与古道进行互动。比如说，我们不可能在丝绸之路上走，然后用丝绸来做分享，但是在茶马古道上，我们就可以到茶馆里面喝茶、品茶。盐也不可能像茶那样，你可以吃腊肉，不论是用诺邓的盐做的，还是用磨黑的盐做的，但你的品尝是有限的。所以，茶的文化情趣属性让它可以和茶马古道进行互动，这也是有利于开发的。

茶马古道保护的急迫性

下面，我想说一下茶马古道保护的急迫性。我们后来重建茶马古道的位置，发现茶马古道的实物，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关于马帮怎么走，走到哪条线，哪些人要往东南亚去，他们为什么要去东南亚，有些什么样的来龙去脉，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考虑。做过马帮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离世了，只有跟着他们走过茶马古道的一些孩子还在，但是，如果现在那些最小的孩子的记忆都没了，那就完全没有材料可以证实茶马古道的来龙去脉。所以，记录正在濒危的马帮的口述史是目前最为迫切的事情。

此外，对于茶马古道的保护，我想还要进行多样化的研究，也就是将语言、文献、考古、口述，生物基因的多样化研究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我们现在虽然进行了实地考察，但是还没有达到考古的标准。我们也利用文献资料，但前提是我们可以对语言做大量的调查。目前，地方上做这个东西比较难，因为语言调查需要专门技术，所以我想通过这次到访来跟地方进行合作，做一些语言调查。同时，我们与生物基因研究团队也有联系，可以把他们带过来对茶的基因、为什么普洱茶对高原民族身体特别好等问题，都做些分析，展开有规划的研究。这也是保护茶马古道非常重要的方面。

以茶马古道源头重镇为纲的双轨开发模式

我认为普洱能够发展以茶马古道源头重镇为纲的双轨开发模式，一个是物质的开发，一个是语词的开发。物质的开发已经做得比较多，包括线路的重建，遗址的重建、茶马古道文化的重建等，还可以继续进行。语词的开发，是无形的，但是价值特别大。我们要认识茶马古道，推动茶马古道的旅游发展，那就要出版、普及和宣传茶马古道的研究成果。比如说之前普洱市政协出版的《普洱茶马古道》，这个研究就属于语词的开发，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开发。这种成果普及出去，有时候可能比打造一个博物馆的影响力还要大。

另外，普洱的文化亮点，我们到底该突出什么？盐道很重要，但是你无法走向世界，甚至连全国都走不出去，因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有盐道网络，楚雄彝族自治州有盐道网络，苍山西边的盐道也很发达，如果把重心放在盐道上，是很难走向全国的。咖啡很重要，但是它面临着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咖啡的竞争，商业在其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单独研究茶也可以，但是如果只单独研究茶，不和茶马古道结合起来，在国际上的竞争也是很难的。唯独别人没办法和我们竞争的，就是以普洱为源头重镇的茶马古道，这是没有可比性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开发茶、盐、咖啡等文化，亮点就很突出了。我觉得保护和开发首先要意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能够拿得出别人没办法跟你比的东西。

最后，我想真正的保护与开发的核心就是以茶马古道源头为纲，因为茶马古道滇藏线的源头就在普洱，纲举才能目张！

（本文作者：陈保亚 ，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

转自：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