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往北京，我们离开北京
我们前往北京，
我们离开北京
文 坏狗
1、
1988年，老邹从辽宁大学英语系毕业，如愿进厂当了工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东北人心中最好的归属。进厂第二年，他觉得工作很枯燥，有些无聊，他开始磨洋工，在外晃荡，托医院的熟人出具假证明，向工厂请病假。病假条积了一摞，纸包不住火，工厂的同事都知道了，团支部书记找上门来：
“要么你就好好上班，要么就辞退了吧，你的事我们都知道，虽然你能开出病假条来，我们也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1990年，老邹被辞退了。
他去办辞退手续，办事员收回他的职工证，领导当场撕了。撕毁又狠狠投掷进垃圾桶的手势，是对老邹的公开处刑，他终生难忘。
老邹印象至深的另一幅画面是，昏暗的灯光下，摆着一碗炒鸡肝，那是父母给上大学走读的他留的晚饭，也是他这辈子吃到的最后一顿荤。
那天他在放学路上，去河边看人放生，后来在岸边捡到一本讲放生的册子。有字的纸他都愿意读一读，读完他觉得被说服了：“我从明天起就吃素。”
肉不吃，鸡蛋不吃，荤油不吃，牛奶可以吃。有的素食者分花素和纯素，严苛者连葱蒜都不能吃。但老邹有自己的理论，食物分阴阳，具体哪些是阴，哪些是阳，他也没有区分的绝对标准——“只是一种感觉”，像德语词汇的阴阳性一样随机。
被工厂辞退后去哪呢？沈阳已经没什么可待的了。他想去北京学德语，他想拥有读德语哲学原典的能力。
爸妈每个月给老邹打200元生活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00元，很经花。但老邹的生活依然过得困窘。他刚到北京，就受到文化冲击。一套全本插图版《金瓶梅》，要价400。
他原本只是想假借学习德语，去北京体验历练一番，但受到冲击后，他决定在北京多待几年。
有人介绍他去做家教，至少可以维持温饱。做家教的学生家里，有一位家长是大学老师，看老邹教得不错，又把他引荐给成人大学，兼职代课教师。他人缘很好，每次上课都有学生给他带润喉糖，家教也一传十，做出名声了，学生也越来越多。终于可以反哺家庭了。
1991年，老邹30岁，结束了两袖空空向家要钱的生活。但这种“盛景”只维持了十年。
2001年，新世纪来了，语言培训机构的普及抢走了老邹的“蛋糕”。40岁的老邹遭遇了家教生涯滑铁卢，学生骤然少了许多。
但他没想过去正经职场找工作。他也清楚，哪家公司会聘用一个毕业多年还没任何职场经验的人？另外，他也不那么能受上班的束缚。
还好他学的是英语专业，在当年，这是香饽饽，没有失业之虞。马云骑着自行车给外国游客做向导，一来锻炼口语，二来开拓视野，聊聊外面的世界。老邹和马云同一年毕业。
他开始给印度教的传教士做翻译，每天同吃同住在一起。这段经历是老邹的宗教启蒙，如同被开了慧眼，他又想通了一些新的哲学问题。但传教士说，月亮比太阳大，印度教经典这么写的。老邹受过高等教育，显然不能相信。这段合作因为日月孰大孰小的问题，不愉快地散了。
不久，老邹又找到了一个活儿，把艺术家的作品集翻译成英语，千字三百。这份活儿并不难做，老邹没有选择一个人苦啃，他找来一位美国朋友，老邹翻一遍，请美国朋友把关润色，钱一人一半，有本土美国人的加持，活儿做得又快又好。那是老邹可支配收入最多的时期。他没省钱，给自己添置了一台钢琴。
一晃二十年又过去，我认识老邹的时候，他已经在胡同里开了一家素菜馆。
2、
2020年初，我非常临时地被投掷进北京的胡同生活。朋友圈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发了转租信息，他要去武汉拍纪录片，那时武汉还没有解封，要去多久谁也不知道。
他留了一把单枪匹马的钥匙给我，这把钥匙锁住他所有的家当——数百本书，若干来不及使用的黄油，从胡同捡来的一些家具。
我上一个租赁的房子，在一个北京高校的家属院中，在疫情乍起时，使用了严苛的出入报备系统，我需要提前多天告知来给我搬家的师傅的健康状况，还有车牌号。我给不出这些，然后我找到一家可以代搬家的小公司，他们总有办法满足不同社区的一切要求。当天，两个我完全不认识的男人进入我居住一年的家，粗暴地打包被称为隐私的物品，非常时期，我来不及感到羞赧。他们装上我的猫，面包车向东8公里。
到了胡同，一位拉三轮的师傅，负责接力，将小面包车的一切倾泻到新家。师傅姓林，我坐在副驾座上，林师傅一路跟人打招呼，“您吃了吗？”，近乎刻板印象的京片子对话，气氛松快。
进出胡同口，我需要出示二房东留下的千疮百孔的出入证，在登记表上潦草地写下自己的体温。比起其他街道，这种管理方式堪称前现代。
我仿佛总在最不该辞职时候提离职，一次是2020年初在北京，另一次2022年初在上海（但这是后话）。它们使得，悠长假期也变为未卜的煎熬。等待下一份工作将我召唤回工位前，我一遍遍点击刷新胡同。
在外界一片肃杀的城市景观里，我回避去那些需要严格审视健康情况的场合。防疫关卡把街区分成更小的区块，每个区块都像海上孤岛，在自家岛上活动，可以放松警惕。而一旦出岛，就是远航，需要戴上口罩严阵以待。
拿着通行证，我被允许在安定门街道辖区内的二十来条胡同任意出入，最远可以去到要走一刻钟的方家胡同，却进不了十几米外的南锣鼓巷。
“春节放假，初十开工”的告示，红纸喜庆的颜色已经褪色，店铺依旧紧闭柴扉。为数不多开业的店铺，在夜里射出幽微的灯光，在春寒料峭的北京冬夜里，闪烁其辞。说不清开了的店铺和没开的那些，到底是谁衬托得谁更窘迫一点。
以鼓楼东大街为中心，辐射得更远些，南锣鼓巷、五道营胡同，从前都是网红胡同，游客摩肩擦踵。现在状如鬼街。临近五道营胡同西口，有家纹身店，店外的迎客雕塑也被佩戴了口罩，和凄凉的街景相映照，竟然解读出一丝幽默的自嘲意味。整条街垂头丧气地失落着 ，只有一家日料馆前两棵高大的樱花，到了花季自顾自开着，它们倒无所谓有没有人看的。
我仍然会接到来自那个高校家属院的电话，他们需要我再次确认自己的健康信息。我没有退出家属院的“健康管理群”，屏幕上，总是持续跳跃出不同的车牌号信息，我将之视为一种人间观察。
彼时，胡同这个院子里，我是还希望找班上上的唯一一人。一天早上，我在院子里见到一个须发全白的人。他给我一个复古箱子，不知是哪里捡来的理发匠的行头，功能区层层分明，还有他人的碎发。我如获至宝，将它打横放置，当电视柜用。
他穿着一件军绿大衣，很有年代感，遥遥向我点了一下头，算是结束对话。事实上我记错了，我发现那只是一件优衣库的衬衫，我也有同款。记忆总是胡乱篡改细节。他就是老邹。
3、
老邹胡髯头发都长长的，所以形象很突出，骑着二八自行车走街串巷，打照面的路人即使不认识他，也会多看一眼。
素菜馆开在胡同院子里，一个招牌也没有，大众点评上也查不到，不存在什么“过路流量”，来的大多是熟客，或是经人介绍特地寻来的。
空间太小了，做饭的操作台和餐桌咫尺之遥，客人吃饭聊天，老邹就搬把椅子旁听，当然，他也常常参与。这是他喜欢的事情，老邹就是想借吃饭之名，让大家聚集在一起，聊天、辩论、碰撞。
空间装潢的风格，就是老邹本人的风格。一面白墙用来放投影，另一面墙放着年代感很强的《良友》等杂志。“旧东西”是老邹的宝贝，他宁愿在鬼市花重金买一张上世纪的结婚证裱起来，也不可能踏进家居市场买一套新沙发。
大家来这里聚会，然后吃老邹做的菜。老邹的愿景是艺术空间，所以吸引来的食客，大多是艺术青年，他们中有的受雇于机构，有的是自由职业自己接活。
老邹对他们有个疑问，“你们现在都是怎么工作，怎么找到工作的？”老邹没有在所谓职场待过，所以好奇。按世俗的轴线衡量，老邹已到了从岗位上退休的年龄。
一次，一个女孩独自要吃饭，愁容满面，和老邹说，她真的很焦虑，怕独身一人老了没人收尸，也不知道会被埋在哪儿。
老邹很震惊，活着的焦虑都烦不过来，有人竟然在为身后事真实焦虑。
老邹会适时地提问，他总能引人说很多话。当如今的北漂青年们诉说各自的焦虑，KPI、OKR、同侪压力、上升通道关闭，60年代生人的老邹并不能真的感同身受。尽管他饶有兴趣地做倾听者，无奈时代速度、个人选择都不同了，老北漂老邹和青年之间隔着无垠的真空地带。
一位青年画家带朋友在老邹的饭馆吃饭，无意中聊到说只能通过“满足”来感受幸福了，老邹不认同。他说，通过满足得到的幸福是猪一样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因为不满足才能得到的，不满足才能有突破，才能到新台阶看到新风景。
老邹闲云野鹤惯了，没办法真的理解当代青年的生存压力。这场激辩足足进行了三小时，老邹舌战群儒，以一敌五，青年们辩得口干舌燥体力不支赶紧告辞。
老邹仍然恋战，在群里问：“明天没有访客，我们继续聊聊这个话题？”
青年们噤声，画家回复：“还继续讨论啊，有点害怕了。”
有人评价老邹，“被塑封在80年代了”——其中一个表征就是热爱辩论。
没客人的时候，老邹就打开他的苹果电脑，1200元淘来的二手macbook，写剧本。由于旧电脑散热不好，热得烫手，老邹用锅垫把电脑支楞起来，底下垫着冰袋，物理降温。
他不需要上班，时间全由他定，写累了就几张餐桌椅并一下，倒头就睡，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
他接受采访，被问有没有考虑养老问题，老邹正色道：我现在更关心我的个人发展。
写得兴奋时，老邹就不回家了，在椅子上应付一夜。别人问他忙什么，他雄心勃勃，“改剧本呢”，并没有deadline在身后催他，他写得停不下来。
除了素菜馆，老邹在胡同里还拥有许多物业，低价向房东租来，按自己的意志装修，然后转手开始做民宿，或是提供给来驻地创作的艺术家。
分布在雍和宫、国子监等北京胡同知名地标的4套房子，也都塑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二手家具城配齐的家具不知年代。老旧的冰箱，悉心用木纹纸贴好，与收购来的老木床浑然一体。墙上的装饰，多是有些年代的藏品，斑驳又有些阴鸷。
但这种带有强烈上世纪意识形态的装潢风格，外国人很喜欢。
以前老邹的民宿生意相当不错，也支撑了老邹的生活来源。直到疫情来临，老邹把各房间抛出去保本，有房客提出要长租，老邹恋恋不舍，他甚至舍不得和房客签订一年租房合同——“半年吧，最多半年。”
疫情时，他一个月亏损一万多，尽管如此，他也不愿意长租出去打稳妥牌。当然，每况愈下后，也只能妥协了。
4、
疫情之初那一年我25岁，那时候很流行一个词，1/4危机。在思考自己何去何从时，因为疫情急转，又多了一分家国何去何从的杞人忧天，使我的忧愁好像更广袤了一点。我的昔日同学们，在买房子，在买重疾险，在为生活添置永恒的坚固的决定。而我每天，为在胡同又捡到什么而雀跃。
我感受到了这种劈叉，但仍把“可以移动”视为衡量自己生活的重要指标。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最为重视的。
我记得清楚，那年北京，到了8月才勉强恢复光明正大的公共生活。在此之前，超过8人的聚会就会引起邻居的恐慌。
然后我有了新的工作，在国贸上班，被困住玻璃幕墙里。在午后注意力崩溃时，去楼道吸烟，目之所及，还是玻璃幕墙。下班后我总是踩单车去Fruity space（一个俗称水果店的空间，现在已经没了），北京的街道总是横平竖直，骑车不用频频检查路线。水果店每周三放电影，每周四是“读点东西”。空间本来就用以演出，所以设备俱全。空空的地下一层，人们三三两两坐着，消费酒水和聊天。舞台区布置出小小的追光区域，谁想读点什么或说点什么，就上台，在话筒前。可以是笑话，可以是歌词，可以是药品说明书。
水果店附近有一家贵州菜馆，君琴花，开了二十年，老板管客人叫家人。朋友说，“只要你去吃君琴花，就能在北京有两个家”。我的下班路线往往是，从国贸一路向西，到君琴花吃一碗辣鸡粉，然后去水果店随便听点什么。工作更为饱和的夜晚，从建国门坐到鼓楼大街，从地铁出口出来，就近抱紧一棵树。
那时候和朋友的约会内容是去二环边看人钓鱼，游野泳。扒胡同不同人家的屋顶，在屋顶吃西瓜。尽管通勤时间时间长达一小时，但我舍不得搬走，在异常的北京，胡同给我提供了全部的公共生活。
5、
老邹来北京30年，除了学德语那一年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平房里，其他时候都住在胡同，没有离开过。小区里门卫森严，防盗门一关，邻里互不认识的气氛，他觉得太过隔绝。
“长安居，大不易，没想到北京也让我待了这么久。”老邹的大学同班同学后来当了大学教授，当了官员，豪车豪宅，老邹不羡慕，一个人只要肯放下对中产生活图景的想象，就能天地自由。父母去世以后，独身的老邹不再有家，他决定再也不回沈阳。
在北京，老邹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家，他没有把任何一个地方称为家，甚至他也不需要固定住所，几个民宿轮流被租赁出去，哪间空着，他就去住哪间。
好在相互都不太远，他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就能抵达。他的随身行李不多，只有一个电动牙刷。
多年来，他坚持的习惯除了吃素、瑜伽，还有入睡前才吃晚饭。吃太早会困，没有客人造访的晚上是老邹的学习时间，不能用来打瞌睡。
每天大约零点前后，院里变得寂静，邻居们陆续洗漱睡了。老邹的空间总是在这时传来锅镬声，他沉默地吃完晚餐，清理碗碟，揿下冰箱后的电灯按钮，摸黑踏着台阶走出院子，披着一路月色，也回去睡了。
那年夏天，上海的6月，北京的8月，线下演出终于恢复。我离开北京搬往上海。
上海被我视为红线更为松弛的地方。在北京眺望上海，对上海总有保持关注的兴趣。但在上海回望北京，却缺乏再去看一看的信心。
搬离北京后，我只回去过一两次，再去北京，成为一件需要心理建设才能做到的事情。在北京明明是开心的，没有称得上“创伤”的东西。但离开后，想到很难躲开的难吃的食物，被困在其中的写字楼，无论去哪都有那么多距离横亘其中，这些食物里有一种广袤的悲伤，是我当时没意识到的，滞后于我的离开。
等我再途经北京时，我无法承受它的再度消颓，确切的死亡气息，记忆里北京“好”的那部分也被抹煞了。在北京总是不可避免故地重游，但带来的往往是悲伤体验。
我回北京时，又见了老邹一两次，他好像什么都没变，因为模样好像也没什么再老去的空间，又好像随北京的衰颓更衰颓了。这一切令我伤心。
随我一起挪到上海的，还有老邹的小提琴，我答应帮他找维修师傅，但过去了几年，这把琴随我搬了好几次家，也没得到妥善的修缮。老邹不着急，我惊讶于他对人的信任，我们的联系微乎其微，但他似乎从不担心这其中千里一线的连接悄悄脱落，他的琴就一去不回了。
琴终于在今年被老邹想起，以未修缮的状态重新回到北京。最近一次联系，老邹说，修好了，正拉着呢。我又想起我离开那年，老邹总在灯下摸索拉他的小提琴，一双大手，初学者的虔诚。
*文中老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