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张伯林（Thomas C. Chamberlin）是美国一位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作为芝加哥大学“东方教育调查团”的成员之一，他于1909年至1910年间深入东方进行考察，尤其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东方教育调查团”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旨在深入了解东方教育的现状与需求，推动东西方教育互补。调查团由四位成员组成，其中，托马斯·张伯林的儿子罗林·张伯林，负责了日常的摄影和文字记录工作。

▲“东方教育调查团”的成员包括：欧内斯特·伯顿博士（左上图）、托马斯·张伯林教授（右上图）、罗林·张伯林（左下图）以及翻译王先生（右下图）。

▲图中是与托马斯·张伯林一同游历中国的罗林·张伯林。

在他们游历完四川后，张伯林一行于1909年4月22日晚顺江而下，抵达重庆市。当时的重庆城依山傍水，繁华的市区与蜿蜒的江河形成鲜明对比。船只停靠在朝天门一带，张伯林一行在这里停留了整整两天一夜，期间拍摄了重庆城的多个角度和风貌。

4月23日清晨，重庆的天空飘着细雨，空气湿润，张伯林一行下船开始他们的重庆之行。此时正值长江枯水期，朝天门一带的江滩大面积裸露，露出了平日被水淹没的河床。张伯林等人走上滩地，仔细观察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

▲从江滩向朝天门望去，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房屋错落重叠，一些地方的屋顶冒着袅袅炊烟，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接着，张伯林一行登上了重庆的石阶，穿行在曲折的街巷中。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教育状况，他们来到了位于城中心的文庙区域。在这里，他们拍摄了文庙前的魁星阁和泮池，记录下了这座历史悠久的教育文化遗迹。

随后，张伯林一行应当地传教士和领事馆的邀请，参观了位于重庆西部的通远门和五福宫等地，进一步了解当地的教育和文化环境。

在一些老地图上，如《渝城图》和《重庆府治全图》等，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建筑的身影。

《渝城图》是光绪初年民间绘制的地图，生动且立体，反映了当时重庆的城市面貌。而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巴县知县国璋主持绘制的《重庆府治全图》，则对重庆的主要官民建筑、道路和码头进行了详尽记录。其他如张云轩和刘子如所绘制的地图，也都展示了类似的细节。

在完成重庆的初步考察后，张伯林一行人返回朝天门，乘船渡江至南岸。在横渡长江的途中，张伯林拍下了对岸慈云寺的照片。慈云寺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后来在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重建，并更名为慈云寺，成为全国唯一的僧尼合庙。1927年，云岩法师募资对寺庙进行扩建，使其规模进一步扩大。

▲照片中的慈云寺与1927年扩建后的样貌有很大差异。江面上，一艘德国舰艇“Vaterland”号停靠在江边，静静地漂浮着。此外，慈云寺附近的岩壁上，还可见到光绪十年（1884年）所刻的“字水”题刻中的“水”字，悠久的历史印记仍清晰可见。

渡江之后，张伯林一行人登上南岸的高地，从远处俯瞰重庆城的全貌。此时，远处的朝天门和东水门交相辉映，重庆的高楼和错落的建筑如同大山般堆砌在江边。照片中的“Vaterland”号舰艇仍然停靠在江面，而更远处的东水门和文星阁则隐约可见，青龙阁也在远方若隐若现，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城市景象。

当天傍晚，张伯林一行人再次乘船沿江而下，继续他们的行程，向宜昌进发。

在重庆之前，张伯林一行人曾从宜昌出发，逆流而上，途经梁平进入四川，沿途经过了万县、忠县、云阳等地，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在万县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远处著名的万州桥，它是当时外国游客喜爱拍摄的建筑之一，在许多外国游客的照片中均有出现。

▲另一张万县的照片则拍摄了一处河滩上的戏台，台前聚集了大量的观众，气氛热烈，生动记录了当地的文化活动。

▲此外，万县的街道和河边人群的照片，也展现了这个城市独特的地方风貌。

▲梁平一带的牌坊和忠县的石宝寨也在张伯林的镜头下留存了痕迹，而云阳张飞庙的样貌则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风貌。

▲最后，张伯林一行人还拍摄了云阳河边的景象，展现了这座城市的自然和人文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