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曾在巴黎获得美院的奖学金，居住在塞纳河畔的画室，然而转眼间他却进入了戈壁沙漠，五十年间，再未回头。

1935年春，巴黎的街头寒冷，画室狭小，常书鸿刚刚获得巴黎高美的奖学金，走进了属于他的艺术课堂。那时的他本以为未来会是画展、画廊、艺术评论、和深入艺术史的研究。但命运却在一本发黄的图录中突然转弯。

在巴黎的一家旧书摊上，他本来是为了寻找拉斐尔的画册，却不经意间翻到了一本《敦煌图录》。封面灰白，装帧粗糙，他翻开第一页时未曾察觉什么异样，但翻到第七页时，手突然停了下来。

“这是谁画的？”他低声自问，千年前的线条与色彩依然清晰，神佛的形象映入眼帘，那种东方的神秘感扑面而来。它们与西方的油彩截然不同，仿佛是他血液中的记忆。

从那一天起，常书鸿开始疯狂寻找一切关于敦煌的资料。那本图录是法国学者伯希和带回来的，他心中不解：“为什么是他先发现的，而不是我？”

他写信给朋友，告诉他们自己可能要疯了。“我不想再待在巴黎了，哪怕回国之后只是去一堆破壁上抄画。”没有人相信他会真的放弃巴黎的生活，那里的条件好，稳定且前景明确。他的父亲也劝他：“先待几年，再说。”

然而，常书鸿并未听从，他在半年内辞去所有工作，终于在1936年年底回到了祖国。

朋友们在码头上送别他，没有人说话，他没有带画，只带了两本《敦煌图录》，放在行李最底部。

常书鸿第一次走进莫高窟是在1943年，面对眼前的场景，他有些失望：不再是遗迹，而是废墟；不再是庙宇，而是堆满黄沙的土堆。

“洞窟的门被风沙堵得只剩下半扇，门上竟写着‘鬼屋’。”

当时他没有工具，也没有足够的人力，耳朵被风刮得生痛，他住在以前看守洞窟的破屋里。晚上进洞时，还得带着油灯，很多壁画已然褪色或脱落，鸽子拉下的屎撒在了画面上，甚至有人在洞里烤火，烟灰把佛像熏得漆黑。

他没有抱怨，而是默默拿起扫帚开始清理。那一年，他已经39岁，一个曾在巴黎生活的画家，正蹲在戈壁滩上清扫。

人们都说他疯了，他却坚定地说：“不动手的话，这些画就全没了。”

他开始组织团队，一个个编号洞窟，清理沙土、封闭洞口、抄画、建立档案。为了确保准确，他规定每一幅摹本必须保持原比例、原色、原位置，连裂缝都不能遗漏。

有些人不解：“你不是搞艺术的吗，为什么这么认真搞文物保护？”

他不回应，只是埋头画壁画，常常一画就是三天，渴了就喝冷水，食物仅有咸菜和干粮。

有人说他瘦了十斤，认为这种工作会折寿，他只是笑着回答：“这是换命。”

1950年，莫高窟首次展出摹本，他带着几十幅壁画来到北京。展览上观众众多，但一些领导却要求他修改展览词，强调“突出时代背景”。

他坚决拒绝：“这些画比你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要古老，不能给它们贴上不属于它们的标签。”结果，他被劝退，理由是“个人主义过强”。

他退一步，但没有退缩，反而暗中请了几位懂画的专家来鉴定他的摹本，还将几幅寄给了国外博物馆。他深知，敦煌所需要的，是认可，而非口号。

“这些画挂出去，不是我的，是千年前那些人的。”

他第一次带家人来敦煌是在1944年，妻子陈秀芝一到那里便忍不住泪流满面。房屋破旧，饭菜冰冷，孩子生病，她坚持了三个月后，默默离开了，没有告别，只带走了一个学生。

他没有追上去，只是在沙堆后面默默抽了一整包烟，然后继续画画。有人问他：“你不恨她吗？”他没有回应，只说：“壁画掉得太快，我得补。”

1968年，敦煌研究所的人员被调散，他不再继续画摹本，也没有再画新的作品。被安排去农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实则是喂猪、挖渠，年过六十的他，腰部疼痛，一次摔倒后，竟在猪圈门口爬了很久才站起来。

“后来，我只能趴着喂猪，因为站不起来了。”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倒下了，但画不能倒。”没有人相信他还能继续画画，甚至有人看到他在废纸上临摹，手抖，笔也在抖，但线条却依然稳健。

他没有抱怨，只是说：“你们看，那些敦煌佛像，有些连头都没有了，它们也没哭。”

他的女儿常沙娜是他最心爱的孩子，小时候他一边画画一边带她，她在画画上天赋极高，高中时就能画出敦煌飞天。然而，她也被派去做一些繁重的工作，很多年没有联系。他曾去找过她，但无人理会。后来，他听说她在黄土高原，脚冻伤，住进了窑洞。

他只淡淡地说：“她回来的那天，我会给她画一张新的飞天。”他画了七年，直到她终于回家。

1977年，他的名字再次挂上了研究所的门牌，但没有任何庆祝活动，也没有讲话。他戴上老花镜，首先去检查了洞窟的编号。

他发现有一半的临摹记录已经丢失。有人劝他说：“年纪大了，算了吧。”

他回头说：“你来晚了，这事还没有完。”

那年，他已经73岁，腰直不起来，手上还有伤痕。他依然去了第45窟，进入洞窟之前，他蹲在门口，眼眶红了。

他重新组织起新一批队员，然而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旧队员已经离开，年轻人们对这些“老家伙”并不信任，甚至表示要用现代画法。

他没有说话，只是拿出一本发黄的摹本，摊在桌上：“你们能画得比这个好，就换掉它。”

没人再说话。

他知道记忆是靠不住的，纸张比人更持久。于是，他花费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将五十年来的研究和记录整理成一本书《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虽然有人劝他不要写得这么详细，没人会看，但他坚持：“这不是给你看的，是给后人看的。”

书中，每一个洞窟都有编号，色号，损坏时间，甚至谁清理了沙土都记录在案。“哪怕只有这一本，洞窟也不会断。”

有人批评他说书太枯燥，他却反问：“你想听故事吗？这不是小说，这是我的命。”

1980年以后，国外的学者开始频繁访问敦煌，他接待了许多学者，有人拍照、测光、做样本，他只问：“你要的是照片，还是画？”

有个法国学者说：“画。”

他点了点头：“你们国家已经拿走够多了。”那人一时尴尬，他没有继续争辩，而是让他带路，去看洞窟。

他没有敌意，只是害怕，他们会再把一些东西拿走，而这边的人还在为设备、预算、头衔争斗。

上世纪80年代某个部门来人，说想用投影技术“替代”部分壁画，以现代方式还原壁画的意境。

他问：“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来人笑着说：“我们这是融合中西，活化传统。”

他冷笑道：“我从西方回来，就是为了救这些画，现在你说‘融合’？壁画掉色可以修复，但脑袋坏了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