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达式：F=Af(K,L)，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分别为劳动力(L)、资本投入(K)和全要素生产率(A)。从中国现实看，劳动力投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使得人口规模红利趋于结束，资本投入受资本回报率下降影响导致市场主体投资意愿不断下降，因此，推动创新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就成为未来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图/中经视觉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重要支撑

从劳动力要素看，受中国人口结构转型影响，劳动力规模持续减少，结构逐渐“老化”。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19）预测的相关数据，中国人口增长高峰期主要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其中顶峰出现在1965年-1970年，当时中国人口增长率达到2.51%，直至1990年之前中国人口增长率都大于1%，但从1990年开始中国人口增长率便一路下降，2015年-2020年期间人口增长率只有0.4%。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必然带来人口总量增长放缓，增长“加速度”下降，导致人口总体规模增长趋缓甚至停滞，按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的预测，在最悲观的低生育率情形下中国总体人口规模在2024年达到顶峰，人口总量峰值约为14.5亿，之后便进入人口负增长区间，在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体规模将会缩减至12.9亿。而事实上，中国在2022年人口规模已经负增长，2023年人口减少规模进一步扩大。因此可以预计，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赤字转变带来的人口总量缩减是必然趋势，由于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人口负增长必然从生产与消费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形成负向冲击。

从资本投入要素看，资本积累速度变缓和挖掘新投资方向趋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投资驱动特征明显，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1985年－2007年经济增长超过10％，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1.13％，而2008年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持续下降，最近5年（抛开疫情冲击因素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已降至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工业化逐步完成，资本积累速度下降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日韩等国经验也表明工业化时期的投资高增长、资本高积累趋势必然会随着产业结构转型而不断调整；第二，投资强度下降与储蓄率密切相关。从投资资金来源看，随着人口结构快速转变，人口红利时期的过剩和充裕“储蓄”也正转变为人口老龄化时期短缺和枯竭的“投资”来源，从资本供给角度看支撑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渠道逐步变窄。人口红利时期正对应着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与资本或投资红利结合创造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快速工业化奇迹，而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到来，净储蓄趋于减少导致支撑高投资的资金来源正逐步收窄；第三，与人口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转型息息相关的资本回报率不断降低，也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形成掣肘。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资本回报率在不同的测算情形下与美日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已经相差不大，昭示着单纯增加物质资本要素投入并不会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创造债务包袱和过剩产能，市场主体投资意愿也必然下降。

因此，在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形成掣肘的情形下，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需要实现从依赖要素投入到依靠创新驱动，而这个转变的最终落脚点都是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最终目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中国经济从依赖要素投入到依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革。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依靠创新投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新质生成力所形成的颠覆性、原创性技术革命必然带来传统要素报酬递增和新质要素范围经济形成扩大，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供给和产出体系的创新占比，最终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将由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将由创新投入，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将由创新构成。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释放科创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发现“新”、培育“新”和壮大“新”三个方面重点发力。随着席卷全球的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不断渗透、密集活跃，科技创新的量级、能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牵引力、融合力和驱动力。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发展必然与全球科技创新步伐同频率、共振动，能够将全球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及时赋能和带动于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力边界拓展、生产力效能发生根本改变。

一是新质生产力能够发现创新趋势，使新质生产力始终与前沿技术深度契合、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前进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牵引，有效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最终实现生产力布局以创新为标签、以创新为内核。

二是新质生产力能够培育创新能力，促进中国创新型国家构建和经济增长由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重塑生产过程，使生产过程由掌握更多数字与智能技术的新型劳动者，通用人工智能、智能机器设备等新型生产资料，数据等新型生产对象构成，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过程自学习性、自适应性带来生产力形态和质态不断变迁和跃升。

三是新质生产力能够壮大创新型行业和企业，实现新质生产力布局规模化、市场化。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处在科技和经济发展前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局配置密切相关，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空天海洋产业等产业布局，实现更多的新质生产力由实验室走向商业推广使用，实现产业规模化、市场化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最终实现产业结构深度转型与升级。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着眼于提高“质”、创新“质”和引领“质”三个方面。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跨入从以规模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了注重价值创造的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正从规模转向价值、要素转向创新、外延转向内涵，这要求我们更加主动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和创新。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带来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质变，提高三要素质量、创新三要素内涵和引领三要素转变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内核。不同于传统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普通技术工人，参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新型人才。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高端智能设备，还包括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和新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自动化制造设备等新技术，辅之以新型基础设施，使得新型劳动工具概念更加扩围、组合更加复杂多元。最终，新质生产力牵引下产品制造更加智能，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技术附加值，更加满足人们的多元化、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

最后，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众所周知，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变化必然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部署，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这必将为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基础。（张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