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崛起与科技进步，一直被视为经典的“奇迹”，但也给主流经济学理论带来了难题。

新自由主义学派难以解释，为何一个政府“依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国家能通过资源配置和产业导向等方面的政策，让经济释放出如此巨大的活力；传统的东亚“发展型国家”理论，也无法完全套用于中国如此庞大、异质且具有高度地方自主性的超大规模经济体。

面对既有理论在解释中国经验时的失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其新作《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中，尝试跳出西方传统的“政府与市场”二分法陷阱，从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的两千多年历史纵深与制度结构出发，构建了一个资源约束、激励体系、国家能力三重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旨在为中国经济追赶与科技进步的独特性和可持续性，提供兼具历史厚度与理论硬度的中国范式。

撰文｜傅临

《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

作者: 张军

版本: 格致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5月

超越“国家与市场”：理论范式

《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虽然是一部旨在让普通读者“易于理解”的小书，但它不仅试图破译中国当下的增长密码，回答“为什么中国的崛起道路从未被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预测过”，还试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回应李约瑟难题的现代变体：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曾一度落后，却能在重新融入世界后，迅速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和科技追赶？

任何能够立足的经济学解释框架，其起点都必须是且只能是客观存在的特征事实。张军在书中首先梳理了中国经济崛起中五个最为显著且相互关联的“基本特征事实”：第一，外资在早期扮演了超乎寻常的关键角色，甚至曾引发“过度”利用外资的学术争论；第二，政府在资源配置和产业导向中拥有强大的主导权；第三，拥有一个全球罕见的、空间和制度高度整合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第四，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形成了无与伦比的、难以被轻易替代的成本优势；第五，科技进步并非遵循西方从基础科学到技术应用的线性创新路径，而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应用驱动的“反向创新”模式。

为了给这五个特征事实寻找统一的底层逻辑，张军将历史制度主义引入发展经济学，指出两千多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其不仅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形态，更是一种沉淀了特定行为模式、风险应对策略和治理工具箱的经济运行实体。要理解现代中国的经济逻辑，就必须理解大一统体制下的三重作用机制：一是资源长期匮乏的约束，二是以政绩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与升迁机制，三是强大的国家规划与基础设施普惠性供给能力。

可以说，全书不仅是在修正发展经济学的具体论点，更是在重构其分析起点。在此框架下，近代中国的落后也得到了更具逻辑一致性的合理解释：并非因为大一统体制本身排斥市场机制，而是因为近代中国的封闭。

《大江大河》剧照。

大一统国家的长期自给自足，使近代中国对外部世界失去了兴趣，封闭了自己，未能及时参与工业革命后的全球技术扩张与贸易体系的形成。当欧洲因为主权碎片化，国与国之间存在激烈的军事与经济竞争，被迫不断通过对外贸易和跨国竞争来推动新技术的演进，封闭的大一统中国却与全球经济体系脱节，其内部的精耕细作陷入了边际效益递减的停滞状态。

因此，大一统体制的制度优势在封闭状态下会转化为内卷与停滞，而一旦重新选择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化体系，其沉淀了数千年的组织调配能力、大市场优势和治理经验便会被瞬间激活，爆发出惊人的追赶能量。

初始条件与路径选择：

资源约束下的再工业化战略

在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关于如何启动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争论旷日持久。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体制选择通过工农剪刀差进行强制性的内部资本积累，而许多拉美国家则在二战后长期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创汇或巨额外部借款来支持进口替代战略。

张军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作为大一统国家所固有的“资源约束”所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大一统国家长期社会稳定，带来人口持续增长，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总量相对有限，形成了过密的人口和过高的人口－资源比率。这一资源长期匮乏的约束条件，限制了国家长期资本积累的能力。在农业社会就已达到极致的精耕细作，虽然保障了帝国的长期存续，却也导致人均剩余极度匮乏，国家难以通过压榨农业或剥离本土自然资源来完成现代工业所必需的巨额初始资本积累。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资源约束表现得尤为严峻：外汇极度短缺，技术装备极度落后，而城镇面临着庞大的待业人口压力。在这一“极紧约束”下，中国无法像苏联那样继续依靠高压制的内部循环，也无法复制拉美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路径。

此时，大一统国家的领导层展现出了极高的实用主义战略智慧，其核心在于以国内巨大市场规模的对价空间积极引进外资并兴建合资企业，以市场换技术，帮助中国加快了技术升级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步伐。这一再工业化战略在实施中具有若干特征：

一是“以时间换空间”和“以空间换时间”相结合的“渐进双轨”道路。中国政府在转型中并未采取摧毁传统国有工业部门的“休克疗法”，而是采用了“既保护进口替代部门，又加快促成新兴出口导向部门扩展的渐进双轨战略”。这妥善保护了既有工业部门的社会保障功能，避免了社会秩序的剧烈动荡。同时，通过开辟经济特区，利用制度真空和特许权空间，迅速对接全球资本。

二是“市场换技术”的内生转化。大一统国家的超大规模市场，成为吸引跨国公司最厚重的筹码。中国不仅提供廉价劳动力，更提供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市场。通过吸引外资并与国有企业兴办合资企业，中国以极短的时间、极低的成本，完成了对西方工业技术积累的吸收和内化，进口替代产业脱胎换骨。

《大江大河》剧照。

三是出口创汇与轻工业加工的循环积累。通过在沿海地区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大力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中国在极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的资本与外汇。这不仅彻底打破了外汇对工业化的约束，更通过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倒逼本土产业链进行质量与效率的自我革命。

在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眼中，这种“双轨推进”的模式充满了要素价格扭曲和非效率，但张军指出，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设计，最终让中国改变了初始要素禀赋的结构和资本－劳动比率，成功走上深度工业化和高水平经济发展的道路。可以说，外资在中国的重要角色，并非来自中国主权的丧失或经济的附庸化，而是大一统国家在极度匮乏约束下，利用自身规模优势进行的“对价”与“借力”。

政绩合法性与官僚激励体系：

激励相容

新自由主义的既有理论框架往往将中央统筹型的单一制国家等同于对市场活力的压制与掠夺。然而，张军认为，这种看法忽视了事实——在发展中世界，真正伤害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机制的是不作为且腐败的政府。

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其各级政府不仅没有扮演“攫取之手”，反而表现出强烈的“发展型”“援助之手”特征，成为招商引资的先锋、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以及产业生态的培育者。这一独特现象的背后，是大一统国家两千多年来在官僚治理实践中沉淀出的深厚智慧。

张军将政治学中的合法性理论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相结合，指出大一统国家的“政绩合法性”实际上是“风险治理能力的制度化表达”。对大一统国家而言，在委托－代理结构下，国家必须通过可观察绩效指标与晋升激励机制，将风险治理目标转化为官僚体系的行动动力，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运转的政绩合法性生产函数。这一生产函数通过中央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将核心考评因子——包括早期的经济增长率、社会稳定度以及近年来越发重要的环保绩效和能耗控制——层层传导至地方官员，使其个人的升迁路径与区域发展的综合治理绩效深度绑定。

《置身事内》

作者：兰小欢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8月

这一激励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出超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效率，关键在于其在大一统体制下催生了独特的地区竞争模式。

横向的竞争约束了地方的侵占冲动。在大一统国家内部，高度统一的法律、要素市场和监管框架确保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同等规则下进行。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跨区域流动，高强度的跨区域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府的“攫取之手”，为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主体投资创业创造了空间。

纵向的传导保障了宏观政策的执行力。中央的发展意志可以不折不扣地在基层落地。这种强大的贯彻力确保了中国不会像许多联邦制国家那样，因地方保护主义而导致全国性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网络的碎片化。

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绩合法性生产函数”绝非僵化不变，而是具有高度的自适应与演化特征。随着中国经济由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政府的考核体系已敏锐地逐步推动考核体系向多任务激励转型，使政绩合法性生产函数从“增长导向”转为“多目标治理导向”，将绿色发展、能耗控制、风险防范等指标纳入考评，从而塑造出地方政府在新时代的全新行为模式。

战略统筹与普惠性供给：

综合成本优势

当既有经济学理论试图将中国制造业的垄断性优势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时，往往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在印度和部分非洲国家劳动力成本已显著低于中国的今天，全球产业链的核心依然牢固地锚定在中国。张军引入的“战略统筹与普惠性供给”概念，清晰地分析与回答了这一谜题。

大一统国家的“国家能力”不仅体现在政治动员上，更体现在其对战略性、基础性设施的“跨期一致性布局”与“超前普惠供给”上。张军敏锐地指出，“大一统国家体制赋予了中央政府跨区域、跨行业的战略协调权威，使得基础设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划、超前布局，避免了欧洲式的主权碎片化困境和印度式的市场分割”。

在存在数十个主权国家的欧盟或者地方权力割裂的印度，建设一条跨越数千千米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或建设全国统一、资费平等的5G网络，其面临的行政摩擦度与协调成本将高得难以想象。而中国则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保障了战略统筹与基础设施的普惠性供给。

《大江大河2》剧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有资本在关键领域的统治地位，转化为了一种服务于全产业链的“公共福利”。不同于西方私有化公用事业对短期财务回报的贪婪追求，中国的国有资本在电力、通信、交通、算力、支付清算等战略性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确保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以“普惠性”的低价格向全社会供给——“国有资本以较低的回报率要求运营这些战略性基础设施，使其服务价格接近社会边际成本”。在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中，这种普惠性供给通过极高的连接效率，催生了强大的规模经济和深入的分工网络，最终转化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优势。

例如，在工业电力供给方面，欧盟受制于能源碎片化与私有资本回报要求，其工业电价高达中国价格水平的2.5倍，中国则以稳定且极低成本的电力，为电解铝、精密化工及新能源电池等高能耗、先进制造产业链，提供了不可撼动的底层保障。类似地，美国通信市场和金融支付清算均由巨头形成的传统利益集团垄断，资费高企，中国的移动数据资费和移动支付手续费分别仅约为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不仅降低了全社会的沟通成本和支付成本，更为中国庞大的数字经济、智能应用、消费产业和金融科技，提供了最为高效和肥沃的试验田。

在交通与物流效率方面，不少国家因路网分割及行政壁垒，物流效率极低，成本居高不下。相比之下，中国通过高铁、高速公路网的超前统筹布局，打破了地域分割，使生产要素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以极低的损耗和极高的速度自由流动，物流成本占GDP比重从2012年的18%持续降至2024年的14.1%。

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大一统”国家通过战略统筹和基础产业的普惠性供给，为国内生产体系塑造了系统性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在供给端降低了能源、物流、通信和交易成本，在需求端则培育了一个高度整合、几乎没有制度壁垒的超级大市场。

《美国工厂》剧照。

“从1到N”与“从N到N+1”：

反向创新

西方科技创新理论存在根深蒂固的“线性神话”：即技术创新必然遵循从基础科学发现（0到1），到技术开发，再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1到N）的单向传导路径。在这个分析框架下，缺乏基础科学深厚积淀的发展中国家，其科技进步往往被贬低为缺乏创新含金量的“被动技术转移”或“单纯的模仿者”。

然而，张军引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阿罗的“学习曲线”与内森·罗森伯格的“用中学”（learning by using）理论，对这一线性神话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他指出，中国科技过去几十年的进步与追赶，实际上展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同样具备原创能量的“反向创新”路径：先“从1到N”，再“从N到N+1”。

“从1到N”中的“1”，并非从零开始的原始创新，而是已经存在的技术起点——可能是引进的，也可能是模仿借鉴的；“N”代表的是在大规模市场中的广泛应用和快速商业化。而“从N到N+1”中的“N+1”，则是在大规模应用过程中催生出来的、具有原创性质的新突破。

《鸡毛飞上天》剧照。

在传统产业中，飞机发动机、高频数据库、大型复杂软件系统等复杂技术产品的性能改进和设计优化，往往只有在长期大规模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才能被发现和实现。用户在使用中积累的经验，会反馈给生产者，推动技术走向完善，甚至催生出全新的设计方向。这恰恰是大一统国家超大规模单一市场释放的独特威力。

中国拥有近7亿户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超过12亿户的5G电话用户，使用同一种语言，通过高度统一的支付系统和数字基础设施相互连接，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一数字市场。这一规模量级，让“使用本身就成了推动技术走向前沿的强大力量”。

例如，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分布式数据库“海扬”，并非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直接被“双十一”购物节带来的全球最为极端的交易峰值压力逼迫出来的成果。在这种庞大的并发量面前，西方现成的高价商用数据库纷纷崩溃。正是因为有了“从1到N”的极致应用场景，才倒逼出数据库技术底层架构的自主研发与“从N到N+1”的突破。类似地，千万辆在同一个标准、同一种语言、同一套北斗定位系统下运行的电动汽车，每天产生的海量路况、电池及交互数据为研发端提供的反馈，可以使中国企业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对西方百年车企的技术超越。

也就是说，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并非只是一个政治词汇，它通过消弭制度、语言、法律及结算壁垒，将14亿人口彻底熔铸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不仅仅代表着庞大的消费终端，更是自带反馈回路、能将应用端压力转化为原创科技突破的“巨大孵化器”。这完美地验证了保罗·克鲁格曼关于“本国市场效应”的预言——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产业中，拥有更大国内需求的国家将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产品的净出口国。

学术边界与现实叩问：

转型挑战

在世界经济秩序面临剧烈重构的时代，理解中国，绝不能脱离其历史与国家制度的独特结构。大一统国家的漫长历史，作为“活的制度基因”，依然影响着当下中国的微观主体行为、风险应对策略、要素分配以及宏观政策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成功地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济实践，接续到了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国家的演化主线上。

拙见认为，全书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范式，实现了历史制度主义与发展经济学的深度融合；二是为中国技术赶超的特征事实提出了“反向创新”的理论，也提出了超大规模统一市场在内生增长理论中不可忽视的地位；三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普惠性供给”概念，揭示了中国制造业系统性成本优势的真正来源。本书指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不仅源于要素价格禀赋，更源于国家统筹下“基础设施的普惠性供给”——国有资本在战略性行业和关键领域向全社会释放了巨大的正外部性，实现了要素的高效、低成本流转。

不过，全书将古代大一统国家的“风险治理能力”与当代的“政绩考核激励”直接勾连，必须正视历史延续性假设中显著的制度断裂，并细化从古代防范风险的“消极治理”到当代“积极的发展型治理”之间的逻辑链条。全书高度推崇国家能力在克服市场摩擦、超前布局战略性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但对地方债务膨胀、低效重复建设、资源错配等以官员政绩考核为导向的投资模式的副作用，也并未展开剖析。

虽然作者希望“尽量不使用过于专业的概念和处理方法，多使用一些普通读者熟悉的故事和易于理解的数据”，但对于“普惠性供给降低企业边际成本”和“反向创新路径的成立条件”等核心假说，未来需要进行更为严谨深入的讨论与模型化，以提升与国际主流实证经济学的对话能力。

《央地之间》

作者：王瑞民

版本：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5年2月

作为补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张军的另一本著作《当代中国经济讲义》，在书中，张军通过历史史料、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文献三方面结合来讨论新中国的经济史与经济问题。特别是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可改革的经济体的潜力”，可以通过合适的改革措施来进一步释放未来经济增长的活力。

大一统的历史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两千多年来奔流未息的制度江河。穿透“奇迹”与“神话”的烟云，才能看清东方巨轮在风浪中所拥有的深层航向与确定性未来。中国可以通过资源约束、激励体系、国家能力的三重机制，将国家建设的强大动能与市场经济的自发活力充分兼容；超大规模大一统市场所孕育的“普惠性供给”与“反向创新”，正成为中国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中最具韧性与活力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大一统国家的超大规模与长期自给自足，极易带来闭关自守的自足心态，这无疑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警示：开放不仅是引进外部要素的手段，更是大一统国家克服内部惰性、维持制度活力的重要原因。“即便自身的经济规模超大，确保国家成为开放世界的一部分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依然至关重要”。只有在与世界的持续碰撞中革故鼎新、吐故纳新，大一统的规模优势才不会退化为封闭、内卷的劣势，这或许正是全书最为冷峻而清醒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