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新智

微信版第1881期

新四军兵站建设的初创时期，大约是1938 年 4 月到 1941 年 1 月。鉴于新四军刚从山上游击区下山，又因为建军开始正处于国共合作抗日初期，这个时候的兵站建设在适应自身发展的同时，学习借鉴国民党军兵站模式，这时的新四军兵站领导体制建设与国民党军队是统一的形式。

新四军总兵站有对内和对外两种隶属关系：对内，由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 称为新四军总兵站，总兵站站长由军部任命； 对外，隶属国民党军事部门后勤机构。当时国民党军事部门后勤机构的建制是：大后方有个兵站总监部，各战区设兵站分监部，各军设军属兵站。军属兵站领导的任命，要经战区兵站分监部的认可，兵站下属派出所领导的任命，也要向分监部申报备案。因此，新四军总兵站在国民党那里称为“第 3 战区兵站分监部陆军新编第四军军属分站”，总兵站站长张元寿也由国民党第 3 战区兵站分监部委任，中校军衔称“新四军军属分兵站站长”。1939 年秋，新四军军部任命叶进明为总兵站站长，接替张元寿的工作，因事先未报第 3 战区批准，兵站分监部拒绝任命。但此时国共关系已经趋于恶化，国民党方面的态度已经不能有效地起决定性作用，总兵站的工作还是由叶进明负责。

总兵站和六个派出所的创建及作用

1938 年 4 月 4 日，军部离开南昌移到岩寺。军部正式成立军需处和总兵站，分管后勤供给工作。新四军兵站工作由供给部兼管。1938 年 8 月，随着部队向东挺进，军部驻地由岩寺迁往安徽泾县云岭，开设以军部为中心的兵站，总兵站移驻章家渡。

自 1938 年至 1940 年，总兵站的各级领导人员几经更选，按时间先后顺序为：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叶进明、忻元锡；教导员曾日清、陈烙痕、刘兴；政治委员符确坚。

总兵站下设3 个科、6 个派出所( 地区兵站) 和 1 个运输大队，以及招待所、仓库等。

1 科 ( 军实科 ) 科长黄仁道 ( 克桑 )、周绍昆、叶育、黄若萍。2 科( 粮秣科) 科长黄礼元、叶育等。3 科( 行政科) 科长黄若萍、王公道。

运输大队队长刘开福 ( 刘凯夫 )，政治指导员贺国华、许登寿。

第 1 派出所设在岩寺，军内称岩寺兵站。

1938 年建立。因该所是进出国民党统治区的门户，战略地位特别重要，配备力量也比其他各所强。所长先后为黄立雄、王公道，忻元锡， 政治指导员先后为毛泽全 ( 王勋 )、冯大勋、李洪，还配备汽车队及驾驶排、押运员、管理员、警卫排、通信排。1940 年增设特派员。

第 2 派出所设在太平县，称太平兵站。所长先后为胡思孟、余继良、刘开福、许登寿。政治指导员先后为温德泽、李淇、文亚东。

第3 派出所设在泾县马头镇，称马头兵站。1939 年初春建立，一度撤销，后又恢复。所长先后为叶育窨、毛泽全，政治指导员先后为冯大勋、董纯道。

第 4 派出所设在郎溪县头桥与梅渚之间的飞狸桥，称飞狸桥兵站。1939 年建立，曾因敌人捣乱，一度搬回总兵站，1940 年军部准备北撤时恢复。所长先后为石明林、王公道、顾吉祥。

第 5 派出所设在溧水、溧阳两县之间的竹桥、上坝、下坝等地，称竹箦桥兵站，1939 年建立。所长兼政治指导员：朱文斌、黄飞、延松。

第 6 派出所设在繁昌附近的何家湾，称何家湾兵站。1939 年秋冬之交建立，1940 年秋撤销。所长熊振作，政治指导员冯大勋。

兵站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官兵略有差别。每月按职务发给零用钱。一般工作人员每月 0.9 元，排级 1.5 元，连级 2.5 元，营级3 元，团级 3.5 元，兵站站长按军部处长级发给 4.5 元。在经济最困难时，零用钱也不能保证，只发些每月结余的伙食尾子。对技术人员， 诸如汽车司机、修理工人、印刷工人等，都给予一定的技术津贴。兵站考虑到他们家庭生活的必需，有的每月按参加部队以前的原工资照发，有的按照职务供给标准发给，另加技术津贴每月 3 元至 10 元不等。

兵站工作人员生活虽然艰苦，但纪律严明，斗志旺盛。兵站各派出所，几乎都分散在远离军部的“友军”管辖区内，处在日军和反动派特务的包围之中，环境十分险恶，所以特别重视保密，强调纪律。从 1939 年到皖南事变这段时间里，敌特对我兵站工作人员威胁利诱策反的事件不断发生， 国民党特务还以财物和美女腐蚀意志薄弱的兵站人员，机关秘密文件被窃，执行任务的通信员途中被劫被骗等情况也时有发生。

国民党反动派还挑起了几次反共摩擦，对我兵站各派出所都造成极大威胁。如 1939 年太平派出所曾被“友军”挑衅包围，这年 9 月太平派出所常遭敌机轰炸。一天晚上有一“友军”伪装成农民，谎报有汉奸放信号弹，要太平派出所派兵去抓，所长余继良和排长带 1 个班前去，结果误入圈套，被“友军”逮捕陷害致死。军部的《抗敌报》为此发表了一篇“余继良之死” 的社论，号召全军坚持抗战，提高警惕。1939 年至 1940 年，岩寺派出所一度被包围，进出人员和车辆均受当地国民党第 23、第 32 集团军及宪兵第 8 团的盘查监视，兵站人员随时要作战斗准备。由于处在险恶的环境中，军部对大家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兵站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新参军的救亡青年、贫苦农民等，兵站经常对他们进行组织纪律等教育，使大家保持严明的纪律，坚强的斗志。

兵站承担的主要任务

部队挺进敌后开创根据地时，兵站的任务主要是运输工作，向各支队输送物资和传递军情，重在稳定中不断发展。兵站承担的主要任务如下：

1.运送军需物资和接送过往人员。新四军刚组建的时候，军需用品极为短缺，战略物资的输送以前运为主。兵站物资前运，是将根据地的作战和生活物资运往前线或向根据地边界部队运送物资，以保证前方作战补给。物资后送主要是在战役结束后，后勤工作人员要及时打扫战场，搜寻需要的物资，由兵站将作战缴获的胜利品运往后方根据地。有时后勤人手不足，兵站工作人员也会承担打扫战场搜寻物资的任务。兵站成立时，拥有大多来自煤业救护队的载重卡车近 20 辆，运输人员近百人， 承担着东到浙江宁波、绍兴、金华，北到武汉，南到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直至桂林、重庆等地的运输任务。

领取和运输物资是兵站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如 1940 年 11 月 11 日， 项英致电毛泽东等称：“叶（挺）于本日去上饶，带去给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呈文，关于军需补给事项，内有请批发加发医院经费二万元、修械所及兵站经费一万元。” 分监部也会故意克扣、刁难对新四军的供给， 因此，为了保障部队的给养，一靠缴获，这是主要的；二靠自力更生，自造枪支弹药，三靠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献。皖南事变前，浙江大港头兵工厂以陈展（焕民）为首的秘密党员和群众，利用修造枪支时节约下来的“试枪”子弹 10 万余发，秘密与兵站接上关系，将枪支弹药送给新四军。

接送来往人员的任务也很繁重。1938 年底至 1939 年初，上海地下党先后两次动员近五百名难民去皖南，后又输送约两三千名难民和工人、学生去苏北、苏南、杭嘉湖以及郊县开展武装游击工作。提及运输人员，必须提上海煤业救护队，作为协助新四军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后勤保障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当时上海煤业救护队还不知道新四军的存在，为完成把上海留下的数千名痊愈伤兵运回前线和未愈伤兵运往后方的任务，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上海煤业公会决定将交通股接运站和煤业救护队合并改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下设两个组：原红十字会交通股专任运输伤兵和医疗任务，已在宁波设立伤兵转接站的机构为第一组，车队从温州、南昌等地运送新四军伤兵医院的卫生用品；第二组为原煤业救护队，乐时鸣任一组组长，忻元锡任二组组长。一组和二组密切合作，在宁波、温州设有上海红十字会办事处。12 月底，一组和二组大部分队员转移到南昌红十字大院， 在大院里开设“门诊所”对外服务，一方面掩护救护队，另一方面联络上海青年救国团体。

自上海煤业救护队加入新四军革命队伍后，主要承担的就是兵站后勤工作。煤业各商号调出上前线的汽车有 50 多辆，并改用“中国红十字总会上海煤业救护队”，打红十字旗号， 不仅活动方便，还可以领到汽油和经费，“红十字会”旗帜，一直沿用到随军西撤到皖南， 对外公开仍为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内部则大部分人员参加了新四军工作，少部分人和全部卡车编到新四军兵站。据王公道回忆：“集体参军后分成三个中队，开展运输工作，把各地的游击队员接送到新四军集中地。后来我们一部分同志进了教导队，分到军部参谋处、政治部、供给部、兵站等部门，到兵站的较多。我和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等军部领导，经常跑上海，建立新四军与上海的运输线，我们的车子曾多次接送上海地下党输送来参加新四军的青年和药品等军需物资。”

2.担负通讯与情报传送。兵站是军队为了保障军队行动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专门设立的通信和情报传递的信息传送站，在战争和非战争状态下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首先，通讯联络是兵站的核心任务之一。通讯联络主要侧重于军队内部各级单位之间的信息畅通无阻，包括战争策略、战术执行、战场指挥。无论是前线作战部队，还是后方指挥机关，都需要通过兵站进行信息交换和指令传达。这种通讯联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对于作战指挥员做出正确的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关系到作战行动的成败。同时，兵站还需要具备高度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必须防止信息泄露和被敌方截获。因此，兵站通常会采取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如暗号、加密通信、限制访问权限等，以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承担兵站通信工作的工作人员必须是严格接受组织教育和专业培训的，能够经受住敌人的诱惑考验，勇于斗争。

其次，情报传送是兵站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情报传送主要在于通过秘密手段搜集敌方战略计划的情报并及时向军部传送。情报是对敌方了解的材料，是一切行为计划的基础。在战争中，情报是军队的眼睛和耳朵，是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每一场战争的策划背后都离不开情报。兵站就是通过专门的情报收集和传递系统，将前线的实时战况、敌方的动态等重要信息迅速传递给相关决策部门。

3.群众动员工作。军队群众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密切军队和政府、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实现军政、军民一致的工作”。兵站工作者和群众互相配合打掩护，隐藏身份和任务。兵站运输、招待等各项勤务工作需要兵站沿线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开展群众工作，取得人民的理解和信任，促使人民积极参与兵站运输、招待等勤务活动，是兵站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兵站工作依靠人民群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面对日寇封锁极为严密，完成兵站工作任务相当困难，但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地下兵站工作同志的顽强努力下，始终保持运输通畅。

在黄桥战役发生前，从皖南军部有六百箱弹药要经过苏南运往苏北，为黄桥决战使用，时间非常紧迫，任务极其艰巨。地下兵站工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中，执行任务的兵站工作同志全部化装为便衣，发动周边群众将弹药运到运河边小村庄，等到拂晓，丹阳开常州的班船正好经过， 向船员晓以抗战大义，快速地将弹药搬运上船，再化装成拉船模样，平安通过敌人据点， 将弹药及时运送到黄桥战场，保证了战斗胜利。黄桥战役过程中，陈丕显、管文蔚领导黄桥地区的民兵和群众通过建设的兵站线，奋力支援新四军，加固工事，运送弹药，抬担架、救伤员、磨面、烙饼等，对黄桥决战取得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兵站作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部队战斗力的同时，也需要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兵站工作涉及物资供应、医疗保障、交通运输等方面，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帮助。人民群众是兵站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提供各种资源和帮助，为兵站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的保障，更好地完成兵站工作的各项任务，为部队的战斗力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做出更大的贡献。

之前由于长期分散打游击，新四军部队缺乏统一规章制度，普遍存在游击气息。部队在边集中、边作战、边整训过程中，调整编制， 对薄弱的后勤制度加强了建设。新四军军部在建军初期即皖南期间，及时成立兵站，并不断扩充兵站及其兵站线建设，兵站承担的任务也日益全面、具体，在作战任务过程中突出了机动性、发展性、稳定性特点。兵站建设与发展， 适应了正规部队发展和战斗的需要，提高了指挥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为执行敌后抗日任务打下了基础。

新四军军部从皖南北撤的兵站工作

1940 年 12 月 9 日，蒋介石发出电令，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至 1940 年 12 月31 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限于 12 月 31 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 1941 年 1 月底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共产党为顾全大局，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的指示》，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外，要求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随即，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立即确定坚持皖东，巩固苏北，贯通苏皖联系，粉碎顽军东进的方针，指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苏南部队准备接应新四军皖南部队北撤行动。

新四军军部从皖南北撤，进行了许多准备，兵站工作也变得紧张繁重。主要包括以下工作：

1.北撤路线及其兵站工作。经过分析， 可供选择的北撤路线有三条：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线，即以云岭向北，经铜陵、繁昌地区渡江到无为。这是沟通皖南军部、江北指挥部与第四、五支队间联系的交通线。二是东进路线， 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水西地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这是皖南军部与苏南第一、二支队经常来往的路线。虽然苏南有部队接应，沿线也有兵站（但此时已被迫撤销），距离较短，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同意战斗部队沿此路线北移。三是“绕道” 路线，即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至郎溪到溧阳，再渡江去苏北。第一、二条路线主要是新四军先遣部队北移路线，第三条路线是新四军主力部队北移路线，兵站根据路线做了充分准备工作。新四军北撤的路线（即上述文段中北移路线第二东进路线），经苏南北渡长江。军部命令，后勤人员和军需物资都要先过江，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等先行到江北，任务是侦察行军路线和筹集渡江船只。同时，派出一部分武装力量经泾县、宣城、郎溪进入苏南地区，并在宣城、郎溪之间的孙家渡架行军浮桥。通过这条兵站线，非战斗人员于 12 月 8 日前，已分批沿此交通线转移至苏南北渡。军需处长宋裕和等人带领军部后勤人员七百余人往苏南撤离，叶进明带领总兵站所属后方老弱人员及工厂、仓库、伤病员等百余人东撤。

但到 12 月 10 日，蒋介石又电令：新四军由原地从皖南铜陵、繁昌北渡。我军不得不考虑苏南北撤路线，由于国民党部队在沿途大肆构筑工事，欲意阻挠我军通过；同时，日军在苏南敌后不断进行“扫荡”，故不得不放弃原转移路线，按照蒋介石指定路线北移（即上述文段中北移路线第一直接北渡路线）。鉴于大部队经铜陵、繁昌过江缺乏经验，军部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率少数精干人员（内有参谋张云龙、周绍昆及侦察连等约七十余人）， 携带电台到江北无为县一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选择好渡口，筹集好渡船，掌握好江面日军舰艇的活动规律和江边敌伪活动规律等， 为大部队开路。他们在无为以南，铜陵、繁昌以北，土桥以东，三官殿以西的地域里，分散在沿江五六十华里的十二个“点”上，统一计划安排，边熟悉地形，边筹集船只，并且夜以继日地侦察敌情、观测水位、走访群众，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已筹集到完好大、小船只一百多条，十二处比较可靠渡口，对日军舰艇活动规律及沿江敌伪设防情况、活动特点也已基本掌握，渡口、渡船、防护、接应等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据史料考证可知，这时北移的主要是新四军新编部队和政工人员，还有主要文件等。新四军主力部队这时还未转移，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有意泄露我军从铜陵、繁昌地区北渡的企图，到了十二月下旬，日军巡江次数增多，国民党顽固派又控制了多个渡口，随时待命袭击我军。这样北移的两条路线均已困难重重，已丧失转移的最佳时机。在中共中央的不断催促和皖南军部不少同志建议尽早北移下， 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于 1 月 4 日出动，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溧阳竹箦桥地区（即上述文段中北移路线第三“绕道”路线），待机北渡，同时将皖南部队编为三个纵队。总兵站人员除东撤外， 原驻皖南繁昌地区江边第六兵站，由武装部队马长炎领导，护送老弱人员和皖南事变突围人员过江到皖中巢县、无为地区，这部分人员成为以后第七师的组成部分。

2.建立东撤路线和北撤路线兵站线。皖南新四军北撤先遣部队，开始向苏南撤退，其余人向东撤。东撤路线是皖南时期所设兵站线（即上述文段中北移路线第二东进路线）， 于 12 月 9 日撤退人员离太平，经泾县马头镇， 进入宣城境内，沿高桥、杨柳铺、岗子头（金坝）、绿锦铺、桑树墩、花园村、夏渡、双河边、河北村、八里棚子、码渡口（在此过浮桥）、孙埠、七道桥、洪林桥，到郎溪毕桥、梅渚，再东进苏南。

夏家渡是国民党主力 108 师炮兵营阵地，该师营长姓张，是张学良将军的亲属， 对新四军较友好，允许在夏家渡设立兵站。东撤人员经夏家渡再东进郎溪以北的梅渚，而后到达江苏溧阳、溧水之间的竹箦桥。12 月10 日， 新四军军部军需处长宋裕和、军法处长汤光恢和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薛暮桥又率后勤部、卫生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千余人至宣城境内，先后宿杨柳铺、夏家渡，13 日经孙埠、洪林、十字铺向苏南转移。12 月中旬末，新四军章家渡总兵站站长叶进明率部分人员亦经过上述路线转移到苏南。新四军北移人员每到一处，沿途宣城人民均提供方便和帮助，夏渡、孙埠及其周围村庄 1300 余名青壮年还协助第四兵站将重要物资运往苏南。12 月 22 日前后， 新四军北移的非战斗人员已全部顺利过境，重要物资亦运输完毕。随后，第四兵站撤至溧阳水西村。

竹箦桥及其以西的兵站线结束，但竹箦桥及其以北兵站线继续发挥着北撤重要工作任务。一、在竹箦桥经堰子港（联络站）、无锡华墅镇、杨合营，设有兵站线，负责军队向苏南敌后挺进，为确保一、二支队北渡长江深入苏北敌后抗战之交通联络、物资运输；二、又分别在江南堰子港、三河口两地设有兵站线通向海安、东台、盐城，支援一、二支队深入苏北敌后抗战；三、东进物资沿北线北去， 物资运到华墅镇以后，一部分通过地下组织关系利用维持会搞些日本旗子挂在民船上冒充敌寇船过江，另一部分，在江边埋伏好船只，等有风以后装船，顺风绕过敌寇封锁线撑帆起航北运。出堰子港（联络站）向北经常州、运粮河、刘庄（分站）、盐城， 东进人员经在堰子港化装便衣后，通过地下党利用维持会关系搞一部分良民证，分散北上。由芷村镇（联络站）向北、葛家桥（联络站）、东来桥，并入北去盐城的兵站线位， 该线为帮助线，当时只走了少数人员。由三河口（派出所）向北经竹簧桥、高资镇、北新州（联络站）、运粮河并入北去盐城的兵站线位， 该线为帮助线，在东进时走了一部分物资。

1940 年 12 月以后，根据东撤和北撤形势需要，相继在沪宁铁路线南北两侧的金坛、丹阳、常州和无锡附近临时建立 3 个地下兵站线组织，又在金坛杜社设立了接运组。此时， 日伪对铁路线实行严密的武装封锁，跨越封锁线非常困难。为了突破敌人封锁，北撤人员改由地下党员带领，一二人或三四人一组，便装分散前进。随后，根据大江南北交通联络的需要，又在江南的江阴申港和江北的靖江八圩港新建立了两个兵站。申港兵站设在原江南交通站，八圩港兵站设在长江北岸十二圩附近。总兵站及其他撤退人员沿着金坛、丹阳、常州、无锡，途经长荡湖、涌湖，从洛社镇通过铁路封锁线到江阴申港，在此渡江到八圩港。12 月中旬，军后方机关和老弱人员分批转到苏南后，党的东南局决定由上海地下党和新四军共同组织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专门负责交通联络和人员转送任务。上海办事处实际起着兵站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广德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