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发言直指问题核心。 他列举的数据令人震惊：中国最终消费率约为55%，而发达国家普遍在80%左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仍不到4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左右。 这种差距背后，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 刘元春指出，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36%，而居民收入占比仅43%左右，形成了“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局面。

中国居民消费率在全球处于极低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全球居民消费率均值为56.6%，中等收入经济体为52%，中国则仅为39.1%。 在全球149个经济体中，中国居民消费率排名倒数第10。

在人口800万以上的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倒数第一，显著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水平。 这一数据揭示了一个严峻现实：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居民消费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消费占比较高，达到30%，而私人消费不足70%。 这种“高政府消费、低居民消费”的模式，直接影响了普通百姓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同样说明问题。 2001-2024年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1.8%、46.7%和1.6%。 虽然消费的贡献率超过一半，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一比例仍然偏低。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是消费受阻的首要原因。 刘元春指出，中国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为60.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而企业部门占比24.7%，高出5.6个百分点。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是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与中国相比，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高出约20个百分点。 这一差距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能力。

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对消费带来了很剧烈的影响。 2022年以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GDP增速非常接近，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在近两年的多数时期内低于GDP增速。

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催生了双重挤压效应。 一方面，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 另一方面，高额的住房支出吞噬居民消费能力。 刘元春强调：“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一定会挤占消费基金，一定会导致更加差异化的财富基尼系数，从而导致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滑。 ”

中国居民储蓄率持续保持高位，2023年达到35%，而日本（1985年）、韩国（1995年）的居民储蓄率均在16%左右。 即便与储蓄倾向较高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储蓄率依然偏高。

这种高储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文化习惯，更多的是出于无奈。 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像三座大山，压得普通家庭不敢轻易花钱。 一位名叫小张的普通上班族坦言：“不是不想消费，而是实在没余钱。 ”他每年工资不到7万元，却要应对子女教育、父母养老和房贷的压力。

居民部门杠杆率在近15年内持续快速攀升，从2007年一季度的18.4%上升至2023年二季度的62%。 如果以居民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计算杠杆率，中国居民这一杠杆率在2022年就已达到143%。

高房价带来的债务压力成为挤压消费的重要因素。 居民需要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应用于住房储蓄，当期消费能力降低，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加剧。 这种失衡不仅影响当期消费，还对家庭资产负债表构成潜在风险。

中国存在着明显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投资率较高，但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却都偏低。 这种失衡一方面源于制度因素带来的投资偏好。

刘元春分析，中国消费率过低的表象原因在于工资性收入和居民所得过低，而实质性原因在于中国赶超型经济体所决定的强制性储蓄过高。 投资型政府、投资型国有企业成了强制储蓄和投资核心。

过度偏重投资，导致政府转移支付、社保支出不充分、不平衡，消费抑制现象较为严重。 数据显示，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43，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0.29。 欧盟国家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系数平均值下降了40%，但中国仅下降了12.3%。

“政府、国有企业的强制投资决定了储蓄率过低，因此对于政府功能、行为的改革，是调整的一个重点，同时也要进行国有企业分类性的改革。 ”刘元春强调。 这种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进入新阶段，其局限性日益显现。

中国的整个社会安全网、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巨大的缺口。 最为典型的是幼儿养育，欧美基本上将幼儿养育纳入了国家体系，但这在中国依然属于个人成本的范畴。

在考量各种时间、金钱成本之后，大家当然不愿意生育。 生育率的下降，实际上也对支出的下降有很大影响。 老年人的消费也一样，如果缺乏良好的康养体系、养老体系，老年人当然只能通过自我储蓄来进行养老。

中国的消费升级和消费高端化之所以停滞不前，原因就在于虽然经济已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但是社会体系、收入体系还不具备高收入国家的基本特征。 这几大滞后直接导致中国的消费率过低。

刘元春指出，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不在于短期消费政策，也不在于马上降低基尼系数，而在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改变。 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

面对消费不足的挑战，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协调有关方面，分领域制定落实到每月、每周的“国补”资金使用计划，保障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年有序实施。

今年以来，在“两新”政策带动下，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4万亿元。 用于设备更新的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中的1730亿元资金已安排到16个领域约7500个项目。

2025年3月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放在首位，部署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等多项工作。 方案聚焦百姓关心的养老托育、医疗教育、生活服务等问题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减少百姓后顾之忧。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大力提振消费”的目标，并明确“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 规划建议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董超表示：“未来提振消费必须强化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制约消费的堵点痛点。 ”《建议》提出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

消费率过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 当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保障不足以让居民有安全感时，预防性储蓄必然居高不下。 当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持续偏低时，居民消费能力必然受到制约。

是继续依靠投资驱动，还是真正转向消费驱动？ 这道题不仅考验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也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消费率过低背后，我们是否正在为过去的发展模式付出代价？ 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