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真的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中学课本上看见他，也没有在我的大学《近代史》的教材上看见他，甚至都没有在某些手机应用推送的文章中见过。如果不是互联网的智能关联推送，恐怕我真的是不会知道这位老人了。

陈永贵，比起其他领导人的名字，这个名字确实显得朴实无华多了。在没有对他做任何搜索和了解之前，我对这位领导人唯一的了解大概就是透过他朴实无华的名字，猜测他应该出生在一家农户家里。

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就连网上对他的介绍，都不过是寥寥数笔，如果不是百度百科上白纸黑字写的“国务院副总理”，真的很难相信这是一位曾经陪着中华人名走向共和的人民领导人。

人总是这样虚伪，嘴上说着平等，却又总是在心中埋下偏见的种子，带着永远不会被承认的有色眼镜去看世界。我必须承认，我就是这些虚伪中的人的一员。在我了解到这位从农村出来的领导人的生平经历的时候，我为我的无知的偏见感到羞愧。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八六年，这位领导人走过了七十二年的人生路，从大寨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陈永贵的人生经历绝对不止网上说的那么点恐怕连3000字都不到的介绍。

在乱世当中只能靠自己活下去

一九一四年二月十四日，山西省昔阳县沾城镇小南山的一家农户里出生了一位男孩儿。这一天正好赶上大年初一，陈家又喜添一个儿子，这本来应该是喜上加喜的事情。可是，这位男孩儿的父亲陈志如的脸上却掠过一丝忧愁和难办的表情。

是啊，正值一九一四年，政府混乱，社会动荡，在这乱世当中平添一口人，说实在的，有时候像是平添负担。陈志如给儿子起名陈永贵，“永贵”希望他能够在这乱世当中永远平安富贵吧。

乱世动荡，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陈志如在无奈之下，为了生计，只能卖掉女儿，妻子和小儿子，带着陈永贵逃荒一般的逃到大寨。那一年，陈永贵才五岁。年仅五岁的陈永贵，就已经看见了社会最底层生活的辛苦和残忍，

“活下来”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也在不安和动荡之中变得奢侈起来。

现在，站在后世人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说陈永贵是不折不扣的农民。这话没错，他确实是个农民，这辈子也没有受过什么正经的教育。比起那些从小受到教育，甚至能够出国留学的领导人来说，陈永贵就像是一群苹果当中的西红柿。

本来以为来到大寨，在这乱世当中，就只有陈永贵和他的父亲陈志如一起相依为命。可是，命运总是选择在你脆弱不堪的时候再给你当头一棒，要么毁灭你，要么让你逆境成长。来到大寨还没有一年的陈志如，因为悲愤命运，怨恨这个世道，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陈永贵彻底沦为孤儿，那一年他六岁。我不知道陈志如在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前一刻是否有想过自己的儿子，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想过被他卖掉的妻子和儿女。这乱世固然不公平，可是一走了之，也实在不是一个有家庭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父亲陈志如死后，陈永贵只能给地主家放牛。连一个当父亲的人都难以忍受生活的艰苦，就更不要提一个无父无母，无依无靠，还给地主家放牛的六岁孤儿了。

十一岁那一年，陈永贵历经千辛万苦到和顺县找到了母亲又在西寨窑沟村找到了姐姐。陈永贵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依靠，可是世道艰难，姐姐和母亲都无力抚养他。陈永贵只能折返回到大寨，那时他也只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孩子而已。

世道艰难，社会动荡，国家萧条，满目疮痍。所谓人伦理德，亲情友爱在“活下去”三个字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还有些讽刺。童年悲惨的经历造就了陈永贵不一般的性格和非人的意志力。虽然在乱世当中虽然是无依无靠，无父无母的孤儿，但是陈永贵也就这般长大了。

陈永贵的革命生涯

当年只有六岁的陈永贵，随着他的父亲为了生活逃荒来到大寨。大寨养活了陈永贵，林永贵也在大寨中长大。大寨是陈永贵人生开始的新起点。

一九四一年，日本为了更好的侵略中国，在华北实行了残忍的“治安强化”运动。那年，二十六岁的陈永贵被大寨村推为“维持会”代表。从六岁那年来到大寨，到26岁，被大寨村推为“维持会”代表，陈永贵早已经就过了每天的念头只是活下去这样的年纪。

陈永贵虽然没有读过书，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但是，他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从六岁那年，父亲去世，一直活到二十六岁，这便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在陈永贵的心中，有一团火不但没有被熄灭，反而在乱世当中熊熊燃起。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陈永贵一直与八路军建立联系。一九四四年初，他还因为给八路军通风报信，被日本人抓住。抗日战争时期当中，陈永贵一直和八路军保持联系。

一九四五年，昔阳解放战争开始。陈永贵积极参加民兵，参与了这场战争。在“正太战役”中，陈永贵表现突出，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看上去陈永贵只是一个支持八路军工作的普通农民。但是，陈永贵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相信八路军作风，支持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农民。他想要的，是加入共产党。为了能够更好的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永贵一直在弥补自己文化上的不足。

读书，认字，一个将近而立之年的青年依然在埋头苦学。在旁人看来，他那股学习的劲头有些憨厚可笑。甚至还有人嘲讽过他，说他就算是学了也没什么用。可是，坚忍如陈永贵，他不会因为旁人的冷嘲热讽就放弃，也不会因为识字艰难就望而退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由贾进才介绍，陈永贵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大寨村的生产委员，几天后，他就担任起了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一职。那一年的陈永贵已经三十三岁了。

贾进才

从陈永贵六岁来到大寨村，到在32岁的年纪担任上大寨村的党支部副书记，二十几年的时间，好像是一个轮回。在一九二零年，因为怨恨世道不公而上吊自缢的陈志如肯定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不仅能够在乱世当中活下来，而且还当上了大寨的党支部副书记。

陈永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他能够从农民做到大寨党支部副书记就已经足够让人觉得惊叹，可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陈永贵后面的路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远。

我说了，人们总喜欢带着主观偏见去评判一件事情。所以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人对陈永贵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干部事情有偏见。但是，这些人却从来不会看到，这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背后，有多少普通农民甚至是自以为傲的知识分子都很难以做到的事情。

在乱世当中，陈永贵就能够很准确的判断出敌我，并正确的选择了队伍，想要坚定地加入组织。或许，悲惨的童年经历让他无法读书写字成为了阻挡他前进的重要因素。但是，陈永贵自己从未放弃过。相反，那段经历反而成就了他大胆坚忍的性格。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说， 一九四九年昔阳县土地改革。陈永贵本来是年冬才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的。

但是，当时有一些体力差，劳动力弱的农户提出了自己的不方便之处，为了满足这些农户的要求，陈永贵退出了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把四个年过半百的老汉和六个十几岁的孩子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另一个互助组。那年陈永贵还没有加入党组织。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也不是一个为了自己利益就两头倒的墙头草。农民的身份可能会给他带来旁人对他的误解，却也带来了他的淳朴与善良。

陈永贵和大寨的春秋冬夏

除了生长在大寨之外，大寨对于陈永贵来说，更是他工作奋斗的地方。大寨见证了陈永贵的成长，也见证了陈永贵的成熟。

自从经历过风风雨雨，见证过大寨的春秋变化之后，陈永贵的心算是牢牢地扎在了大寨。他迫切的渴望着大寨能够变好，他没有一天不是这样想的。看过了北洋政府的无能，国民党的残暴，陈永贵选择共产党，相信共产党，他愿意跟着共产党，把他的大寨做好做强。

上个世纪60年代初，这是我们国家刚刚成立还没有站稳脚跟儿的时候。美国对中国搞经济封锁，又赶上毛泽东和苏联赫鲁晓夫也不对付。一五计划之后，苏联撤走了援助中国的专家，国内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又紧接着到来。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中国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政府也面临着焦灼的局面。北京的那一帮人，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去寻找解决这种困难的方法。大寨的机会就这样来了。

不是人民定力不够，而是所有的困难实在是赶在一起，叫人难办。刚刚建国时的那一份喜悦也逐渐减弱，人们脸上渐渐的是无助和迷茫的神情。就在这个时候，国家需要一种精神，需要用这种精神去引导我们的人民要相信政府，相信中国共产党。

在刚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大寨村的人都以为能够喘息之时，大寨头顶的天空就像是打了个喷嚏，一场特大暴雨灾害降临到大寨村。

整整七天七夜的大雨，雨下到让人们都有些绝望的望着天空，不知道眼前的雨何时才能够停下。好不容易等雨停了，迎接大家的却是大雨带来的残局。连下七天七夜的大雨，对于身处山区的大寨村来说，就是一场不可救药的灾难。

大雨引发的泥石流冲下了山沟，冲垮了大寨被修整的田地，冲垮了大寨村七成多的房屋，冲垮了大寨村原本就不多的庄稼。这些都是大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大寨村人民的心血。面对着这样的残局，人们唯有心痛，唯有流泪。

大寨村人民难以掩饰自己绝望又悲痛的眼神，十多年的努力因为一场暴雨可以说已经化为乌有。要想在恢复大于前的景象，没有个十年八年是断然不可能的。不少人都提出要伸手，多项国家要援助。

可是，国家也面临着和大寨村一样的问题，并不能拿出多少援助来帮助大寨村渡过难关。这个时候，陈永贵站了出来。

年幼之时就与母亲分离，与父亲天人两隔。小小年纪就要靠着自己在乱世之中养活自己，上过战场，下过农田，陈永贵的前半生从未服输过，这一次他也不想例外。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陈永贵喊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也有人质疑他是为了自己在党内的利益就牺牲掉大寨人民的利益。

其实不是，他只不过是个不肯认输，不想服软普通农村干部。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田哪有甜上甜。”作为大寨干部，陈永贵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带领着大寨人民干的起来。

大家纷纷被陈永贵的这一番精神所感动。都是从乱世中过来的，都见证过国家动荡不安，各路政府兴衰成败。谁都不是娇生惯养着的，大寨人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心口都憋了一股气。很快，大寨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

“先治坡后治窝”大寨人民在辛苦劳动两个多月之后，被冲毁的庄稼回来了，被冲塌的房屋也回来了。到了秋收的时候，大寨的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了372公斤，总共产量21万公斤，向国家交受了12万公斤的粮食。除去留购种子饲料之外，大寨社员人均口粮两百公斤。

如此显著的成就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足够震惊全国的。1963年，毛泽东在南方巡查，山西省委书记在汇报工作的时候，特意提到了陈永贵。

毛泽东在听完陶鲁笳的汇报后，意味深长的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随后，毛泽东继续南巡，他每到一处就要讲大寨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的奋斗精神；就要向大家讲陈永贵是如何带头劳动，不搞特殊化，身为干部却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的动人事迹。

陶鲁笳

毛泽东说:“这是干部不脱离群众的好方法……要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没有大寨精神不行啊！”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大寨精神”很快传遍全国，从此，全国农村就掀起了一股长达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与此同时，作家孙谦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每天中午都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

广播用催人泪下，抑扬顿挫的声音讲述着大寨人民那些劈山凿石的故事，电波让陈永贵，贾敬才，郭凤莲，宋立英等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陈永贵让大寨焕然一新，大寨也让陈永贵不再只是个普通农民。

从农民当上国家副主席

陈永贵从一个村的村支书到国家副主席这个职位，有一部分是大寨村的成功给他带来的荣誉，学大寨活动给他带来了铺天盖地的荣誉。当然，还有一部分和时间机遇都脱不了干系。

1967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那是动荡十年开始的年份。那个年代所有的事件都很疯狂，都很出乎意料。一切事情都来势汹汹，快到让人不敢相信。动荡十年推动了陈永贵的人生，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山西省核心小组”的增补成员。

很快，他就主持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又很快，他就作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在片场对陈永贵了亲切接待，让陈永贵顿时成为了全国的焦点。

陈永贵虽然是个农民，但是他早已经不仅是个农民了。他是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模范，他是连毛主席都说好的人。

所有的一切都很快，快到让人不敢想象。1967年，对于陈永贵来说，简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他从一把抓大寨的生产工作到负责主持昔阳县的工作，他从他的大寨村到北京，他从一个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民到在各大重要报纸上发表讲话和文章。

这一切来得太快，就连陈永贵自己都觉得有些惶恐。他也曾暗自问过自己能否担任起如此大的责任，但是，一生都去想如他，绝不能够表现出退缩的模样。他还是接下了组织给他的任务。

1975年1月，那是一次令陈永贵永远都无法忘记的去北京参加会议的旅行。陈永贵赶赴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找到陈永贵，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那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这句话就像一道霹雳一样砸在陈永贵的头上，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说好，还是该说不好。他只能说，“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这个副总理！”

周总理看出了陈永贵的顾虑，一改刚刚随和的态度，立刻严肃了起来。他对陈永贵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周总理给陈永贵讲的很多道理，做了很多工作。最终，陈永贵还是接受了党突然给他安排的这份工作。

从一个地方干部一下子到中央干部，这样的转变对于陈永贵来说，是跨越性的。这样的转变，也给他带来了很多流言蜚语。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嘲讽他。但是这些又怎么能够打倒陈永贵？

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位的期间，他依然是尽心尽力地完成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当时，陈永贵主持的是国家农业生产。他也不忘记国家交给他这项任务的重要原因，任职期间，关心国家农业生产，宣传学大寨精神。

其实，陈永贵担任上国家副总理，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和偶然性。如果不是国家高度重视学大寨精神，如果不是，正好赶上动荡十年这样的特殊时期。或许，陈永贵最多也只是在山西有所作为。当然，这些只是我不成熟的臆测。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学大寨的活动就渐渐的弱了下来。直到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一场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正是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了。学大寨运动的热潮渐渐弱了下来，自然而然的，陈永贵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身为大寨精神的创始人，陈永贵也感受到了学大寨运动的热度渐渐冷却。他也能够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听到很多人开始对学大寨活动的质疑，听到很多人对他的质疑。他说他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他便让儿子替他代笔，写下了辞职信。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一直的陈永贵被中央安排在北京生活。那时他已经有66岁了，他突然从一个东奔西跑的大忙人变得清闲了。突如其来的转变，就像陈永贵当年突然的晋升一样。

他在北京活的并不快乐，他开始无比想念他的大寨，想念他带领着大寨人民热火朝天挣出一番天地的日子。大寨一直是他的根。

1985年7月，陈永贵得知自己患上了肺癌。他很清楚，自己的人生就快要走到尽头了。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开始回顾他的一生，他这一辈子都是要强的。

年幼时，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无依无靠，靠着自己长大成人，险些在乱世当中丢了性命。年轻时，靠着自己的踏实肯干也算是在大寨村中开辟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

他想着想着，就想起了很多从前的事情。但是想到这里多的，还是他在大寨带领着村民们一起热火朝天自给自足的场面。

人间冷暖，事态变化。其实这些陈永贵都看过，太多太多，但是陈永贵从来都没有向世俗低过头。因为他坚信，他从来都没有做错过什么，一生清白就不会害怕世俗。可是他错了，世俗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清白而去谅解他，如果是谅解，那也将是几十年后的事情。

世俗就是世俗，从来都没有长远的眼光。在学大寨运动结束后，很多人开始反过头来骂大寨。这一次，陈永贵怕了。在临终的前五天，陈永贵提出，想要见见以前那些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把大寨新老干部接到北京，见陈永贵最后一面。

“你们也不要掉泪了，我也回不去了，我就是再见上你们一面。我回不了大寨了，我也见不上大寨的人了。你们回去代我问个好……大家跟着我干了几十年，没有落下什么，没有得到什么， 还落了一身罪名，挨了这么多的骂！”

这个一生要强，不肯服软的农民，最终还是在临终前老是认错，服了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