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0年，坐落在黄河西岸的卫都朝歌还飘荡着哀婉的余音。享国19年的卫宣公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丙戌溘然长逝，留下了寡妻宣姜和尚未及冠的太子朔。

主少国疑，正在朝野惶惶，为国家的将来而忧虑不已的时候，一桩诡异的丑闻却透出高大的宫墻，悄然散布于街谈巷议之间，以至于留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歌谣：

墙有茨，不可埽也。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墙有茨，不可襄也。

中冓之言，不可详也。

所可详也，言之长也。

墙有茨，不可束也。

中冓之言，不可读也。

所可读也，言之辱也。

——《诗·鄘风·墻有茨》

关于第一个问题，《左传·闵公二年传》载：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

——《左传·闵公二年传》

丑闻的主角就是上面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宣姜和昭伯。烝者，上淫之意也，它表明这段男女之情发生在两个身份、地位极不相称的人之间。

具体地说，宣姜是已故国君卫宣公的正室夫人，而昭伯则是宣公的庶子。换言之，这是嫡母与庶子的乱伦。

说起宣姜，她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回陷入这种尴尬的境遇了。

想当年从齐国远嫁而来，她的身份本是卫宣公为太子伋择定的未婚妻，却不料宣公见色起意，中途将宣姜据为己有，致使她糊里糊涂地沦为父子聚麋的牺牲品。而如今，她已是先君的孀妻，却又再度与庶子有染，父子聚麋这个耻辱的“金印”便又一次刻到了宣姜的脸上。

作为齐、卫两国联姻联亲的一枚棋子，宣姜对自己的感情与婚姻当然不可能有太多的自主权，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带着道学家的有色眼镜去指责她妇德有亏。真正值得揣摩的是宣姜的母国齐国在丑闻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作用。

宣姜毕竟出身齐国公室，据杨伯峻先生的考证，她很可能是齐僖公的女儿。当年身份尊贵的齐国公主既然与卫国太子伋定下了婚约，卫宣公毁约将宣姜纳为己妇，齐国为何不出面抗议？

不作为还则罢了，这一次宣公薨逝之后，齐国居然主动出手，促成宣姜与昭伯的奸情，这又是为了哪般呢？

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为君，惠公犇齐。卫君黔牟立八年，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纳卫惠公，诛左右公子。卫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复立。

——《史记·卫康叔世家》

鉴于宣姜与卫宣公当年的结合并不光彩，故而她的儿子朔继为新君（即卫惠公），很难赢得卫国朝野的普遍支持。敌视宣姜和卫惠公的卫国贵族要想改变现状，势必另行推举卫宣公的庶子为君，借以取代惠公。

在公元前700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能对卫惠公构成威胁的公族成员都有谁呢？

历史上有记载的宣公之子一共五位。其中太子伋、公子黔牟和公子昭伯同为宣公之妻夷姜所出。而惠公朔与公子寿则是宣姜的亲生子。太子伋与公子寿已经先于宣公谢世，此时能与惠公朔一争高下的便只剩公子黔牟和公子昭伯了。

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他们的确是潜在的威胁。就在惠公朔即位的第四年，卫国的左右公子发动了政变，拥立黔牟驱逐惠公，以至于惠公流亡八年，最终还是靠着齐国的援手才复辟成功。

为什么最终挑战惠公朔的只是公子黔牟，而昭伯却无所作为呢？

我想，这恐怕跟齐人强迫昭伯与宣姜淫乱有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左传》记载这桩丑闻的时候说的是“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而非“齐人使宣姜淫于昭伯”，也就是说齐国的具体做法是向昭伯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上烝宣姜，而不是向宣姜发出指示，指示她去勾引昭伯。这说明齐国对昭伯挑战惠公朔的可能有准确的评估。因此他们必须破坏昭伯的政治形象，瓦解国人对他的支持。

而做成这件事儿，齐国只用了宣姜这么一颗人肉炸弹而已。相比起四年后齐襄公大动干戈，组织诸侯联军驱逐黔牟、复立惠公，齐国强迫昭伯上烝宣姜，手段虽然卑鄙，但不得不承认，它花了小本钱，办了大事情。

墻有茨，不可扫也。

歌谣中的“茨”，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蒺藜。《诗经植物图鉴》说：

蒺藜蔓生。繁生的具刺果实，使人不快。《鄘风》“墻有茨”句，说明蒺藜是不祥或不佳之物，人皆欲除之而后快。《楚辞·七谏》曰：“江蓠弃于穷巷兮，蒺藜蔓于东厢”，东厢是宫室最严的地方，也是礼乐之根本所在，却为蔓延的蒺藜所占，而香草江离却遭遗弃于穷巷，以喻小人当政。

——《诗经植物图鉴》

宫廷墙高池深，戒备森严。可昭伯与宣姜的丑闻却像刺眼的蒺藜长在厚厚的宫墻上，令人一望而知。究竟是谁，在为丑闻的散布推波助澜呢？这就涉及开篇之时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了。

在此，我大胆地做一个猜测，黄河东岸的齐国人恐怕是不能摆脱嫌疑的吧？齐国始而强迫昭伯与宣姜乱伦，继而利用卫国民众的廉耻心来激起他们对昭伯的反感。如此操纵民意，祸乱邻邦，齐国的所作所为简直跟今天太平洋东岸的某大国做过的勾当如出一辙。很难想象，这居然是兴周第一功臣姜尚的封国齐国所表现出来的“外交风采”。

齐国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在卫国制造事端呢？

我想，这跟卫国的地缘战略价值是分不开的。这个姬姓小国地处河内，对有志图霸的齐国来说，卫国正巧卡住了它通往东周王畿的必经之路。齐国要想称霸，要想对周天子施加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势不能不把卫国变成自己的卫星国。

令宣姜嫁入卫国的意图端在此处，所以齐国并不在乎宣姜究竟是嫁给太子伋还是他的父亲卫宣公，甚至嫁给卫宣公，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量，或许比嫁给太子伋更好，因为这更方便了齐国施展自己的影响力。而公元前700年强令昭伯烝于宣姜，不过是齐国人对宣姜这枚棋子的再次启用而已。

虽然齐国的立国始祖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但这个国家从诞生之初，它的建国思路就是奇特的。想当年太公姜尚和鲁公伯禽同时就封，伯禽花了三年，才向中央报告鲁国治理初见成效，而同样的工作，太公却仅仅用了5个月便告成功。

之所以差别这么大，是因为伯禽坚持用西周的礼乐制度来教化和改造鲁国国民，所谓“变其俗，革其礼”；而太公的国策则正相反，他希望姜姓子弟入乡随俗，也就是“因其俗，简其礼”。

这样一来，齐国风俗的夷狄化色彩必然浓厚，而对周朝的礼乐制度、伦理观念却日益淡薄。

齐国公室既是这样的劣迹斑斑，也就不难理解它强迫公子昭伯与宣姜乱伦的行为了。

只可叹，在这桩丑闻中真正悲哀的是卫国的百姓。他们本来是出于正义和愤怒，才借着《墻有茨》这首歌谣对乱伦的昭伯发出讽刺的声音，可谁又能想到，民众的义愤其实被操纵在齐国那双罪恶的黑手当中，成了齐国打压昭伯，扶植惠公的工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