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镜和诺敏是大清官？看看“高薪养廉”后他们的收入再下定论！
在封建社会数千年的演变史中，如果非要找出一位最具争议的人物，我想，雍正皇帝当老二，绝对没人敢当“老一”。雍正皇帝的一生都充满争议，从他继位的合法性到去世的离奇性，都是后人争论的焦点，甚至包括他所办的每一件事，历史的评价也都很难统一：小到“血滴子”这样的“特务机关”，大到密折制，还有给其他皇子改名“阿其那、塞思黑”，甚至连处置年羹尧和隆科多，都充满着疑惑。当然，还有那独创的“高薪养廉”政策
历史上，每一个新政策的出台，都和当时所处的环境紧密相连，“高薪养廉”也不例外。是什么促成了“高薪养廉”的诞生呢？一句话——官员的收支不平衡！
《明清史料》中记载，清朝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大概就是45两银子。书中没有详细注明清朝一两银子的购买能力，但是，我们可以从历代王朝的实例中发现一些端倪。先说唐朝，唐朝时的白银比明朝要少得多，所以，购买能力肯定强，也就是说“值钱”。贞观年间一两银子可以买20石米，一石约为59公斤，也就是1180公斤；到了明朝，白银开始普遍，价格也开始下跌，一两银子也只能买到190公斤左右的大米。清朝基本上传承了明朝的旧习，但是，由于白银继续贬值，购买力会有所下降，应该在150公斤左右。县太爷虽然也是“公务员”，但年薪45两，除了私人和县衙的日用开支外，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这是小环境，再来看看大环境
大环境指的是什么？政治环境。有人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比喻古代的官场：猴子爬树——抬头时看到的永远是猴屁股，低头时看到的永远是笑脸。在整个封建社会，不愿升官的县太爷不是好官！县太爷为了升官就少不得“礼尚往来”，45两银子，够孝敬谁？当时县太爷孝敬的是总督、巡抚这些封疆大吏；这些封疆大吏的年薪在180两左右，他们要孝敬的是京官，京官就更广泛了，除了六部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大学士一个都不能少，简直是个“无底洞”。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一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网，别说雍正，连康熙皇帝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可是根本无法彻底改变。这就更加纵容了官场“行贿索贿”的弊政。官员们单靠俸禄肯定不够，那么钱从哪来？只有克扣百姓了
康熙和雍正时期对民生十分重视，祸害百姓是要严惩的。但是，也有一个漏洞，那就是“火耗”。什么是火耗？打个直白点的比喻，就是民间收取赋税时，1两、2两都是碎银子，为了方便存放，在收集完成后要将其熔炼成10两、或者100两的银子上缴国库，熔炼过程中会出现损耗，这就是“火耗”。除了火耗，粮仓的粮食也会有老鼠、变质之类的损耗，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损耗，让地方承担这部分损失也不可能。故而，朝廷就允许地方在收取赋税时，可以略微添加一些，来弥补各个环节中的损耗。
这就给了地方官一个“天赐良机”，很多人利用这个漏洞，名正言顺地大肆敛财，让百姓苦不堪言。雍正皇帝登基后，为了制止这种现象，就萌生了“高薪养廉”的念头，并付诸实施。想法是好的，但是，封建社会森严的登基制度已经注定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因为在等级制度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希望继续向上爬，没有止境
雍正朝的“高薪养廉”推红了两个人：
一个是山西巡抚诺敏，他的养廉银每年高达31700两，是其原来俸禄的204倍；
一个是河南巡抚田文镜，他的养廉银每年也达到28900两，是其俸禄的185倍；
给个很“马后炮”的评价，他们不是不贪了，而是不好意思再贪了。雍正查办隆科多时就是从财政入手，可是，在隆科多的受贿收据中，除了有一个达到万两之外，其余大多数都在300——1000两之间，要是给隆科多的养廉银也有3万两，指不定他还真不冒那个险！历史上的诺敏和田文镜是“大清官”，可是，了解了他们的养廉银之后，对于他们的“清”，是不是就有了另外一种看法呢？
有人该说了，不管怎么样，确实养出了“清官”，单凭这一点，咱们就不能诋毁雍正老爷子！对不起，诺敏和田文镜只是万千买彩票的人群中，偶尔中奖的那两个，其余人，只有羡慕他们的份！因为在实施“高薪养廉”时，雍正一票将地方官给否决了，很简单，与其将10000两银子分给1000个知县，倒不如把这些银子分给10个巡抚更有效果。雍正皇帝认为，这样才是“把刀使在了刃上”。
这样一来，那10位督抚可能不会贪了，可是下面那1000名州县还得生活、还得“孝敬”，对百姓的盘剥能结束吗？换言之，就是以牺牲基层官员的利益为基础，来满足督抚们的利益。因此，雍正朝被人津津乐道的“高薪养廉”只是一个“伪命题”而已，并不能有效改变官场的腐败，最后，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难怪《雍正王朝》中，雍正得知诺敏徇私舞弊，会被气得吐血！谁之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