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白李鸿章，不断黑曾国藩，是谁吹起这股妖风？
撰写者|赵立波
近年来，一些人为了博取眼球、制造噱头，常常抛开节操，写出许多所谓“翻案文章”，美其名曰“非常规”文章。于是，网上出现了很多所谓为秦桧、李鸿章、汪精卫等翻案的文章。此事引发热议。这些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抛弃了历史是非的基本观念。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不妨从他的细节入手，回顾一下他在生活中的自律和道德品质，也许是另一个视角。
晚年的李鸿章不断称赞曾国藩，说“吾师何如”，仿佛这位学生对曾国藩怀有深深的敬意和记忆。事实上，从史料来看，李鸿章对老师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曾国藩在世时，他甚至与老师争夺官位。其实这些事情，曾国藩也知道。晚年，我向秘书赵烈文诉说了自己的孤独。虽然我提拔了很多人，但我“知心朋友却很少”。说白了，就是利益交换。曾国藩一向知人善任，晚年时常陷入反思。大清帝国早已衰落，所谓的“同治中兴”无非是回到了不那么耀眼的过去。
“文忠、江忠死后，就没有了同志，但一起工作的人却很少能够同心协力。”李鸿章、左宗棠、彭玉琳等老弟子大多离开了他，巨大的孤独感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仔细算一算，通过他的推荐晋升到省长职位的人有几十人，更不用说一生中的员工数量了。虽然他以识人、用人着称于世，但连骂了他半生、嫉妒了他一生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耻于识人不如袁复”。人们。”然而，在曾国藩看来，最后的结局并不是“苦无同志”和“难得一心”，看来他的吸才识人、“利用之以获取暴利”的天赋才是早在咸丰八年，他就在他的家书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以前在军营里，不做不靠谱的推荐，不乱用钱财。这是因为人心不齐。最近，我揣摩了形势，改变了之前的意图。”然而，到了晚年，他现在却看到，被利益吸引的人，终究不是知己，也不是战友。
上海被太平军围困，向湘军求救。曾国藩陷入困境时，上海人提出愿意付出白银十万两，换取湘军出兵。曾国藩对于派谁去很犹豫。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弟弟曾国荃。不过，此时的曾铁通只顾着围攻天京，无暇搭理他。曾国藩想到了第二个人陈世杰，但陈也因故未能成行。
此时，李鸿章出走不久又回到曾国藩身边，专心担任秘书长职务。当他听说有这样的机会时，他多次“坚持申请”，曾国藩最终无奈地让他去上海。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任命李鸿章是很矛盾的，因为李鸿章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这次破裂之后的修复只是表面的，他的内心永远无法恢复到之前的和谐。
为此，李鸿章极力在上海带兵。一是他想彻底离开曾国藩，二是他想找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正如他年轻时写的那首诗，“谁写万年史，三千里外寻诸侯”。
为了顾全大局，考虑到自己毕竟是自己的学生，曾国藩还是默默地为李鸿章布局了未来。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不遗余力地推荐李鸿章：“其力克制，大而谨慎”，“实能领导”。一军冲下游，守一方。”
于是，仅仅十七天后，清政府就正式任命李鸿章为代理江苏巡抚。曾国藩对李鸿章无所不用其极，没想到后来李鸿章在天津却在背后捅了他一刀。
2、李鸿章的人品值得怀疑。他是一个言行不一、背着恩师做坏事的双面人。
曾国藩曾用戏谑的口吻说李鸿章“努力做官”。事实上，这看似一个玩笑，实际上表明了曾国藩对他的一定的蔑视。
关于如何与外国人交往，李鸿章曾向曾国藩请教，曾国藩给他写信说：“与外国人交往时，……据说是言忠行恭……据说先远后近，无论是顺从还是逆行，我都该守之而后失。”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就发生了“天津传教案”。后来查明是天津人误导民众，最终导致多名传教士被杀。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曾国藩最终决定处决几人。正是在这个时候，清政府任免了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但李鸿章却坚持要等曾国藩处决罪犯后再交接工作。这个杀人的名声是留给曾国藩的。这件事对于曾国藩来说太恼火了。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委屈。他再次被骂为“汉奸”等骂名。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的“道光戊戌科考”中被吊死。进士，科举前三名第42名，与进士同出身。”牌匾被砸。他本人多次表示，此案对外“太温和”，“感到愧疚”。 ”，“对外羞于议案，罪于神明”。在承受了这股强烈的打击后，一年半后，他病逝于南京。因此，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李鸿章对其的行为老师确实说明他的人品有很大问题，他的地位比曾国藩高之后，李鸿章心里就开始越来越记恨，曾国藩早也这么做了，我们也都知道。不必说清楚。
另外，在大是大非面前，李鸿章的民族气节与左宗棠完全无法相比。
李鸿章涉嫌背叛清朝利益。有无数的事情要列出。看他留下的巨额财产，就可以判断他绝不是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清官。
第一个推翻李鸿章案的人是梁启超，但他对曾国藩的评价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公正和克制。
梁启超非常崇拜李鸿章，为他写了《李鸿章传》，但他仍然可以从一定的高度来看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的结论：“李鸿章之于曾国藩，正如管仲之于包叔，韩信之于萧何，但他的学问、学问、事业，都是曾国藩完成的，所以，鸿章确实是曾文正的手下，天下已然。审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