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
众所周知，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文化典籍作为载体的交流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是用有形的文字来沟通和交流彼此文明的，因此其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
中日两国文献典籍的交流，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东传扶桑，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规模大、领域广，这在全球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亦是极为罕见的。
中日两国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文献典籍的交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两国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差异，使其传布的渠道、媒介、和方式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日本自应神天皇（日本的第十五代天皇）之后，就不断有汉籍文献传到扶桑，直到明治维新前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到了近现代，日本出版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又大量西渐，传布到大陆，这种微妙的变化，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日两国间先进与落后的转化，先生与学生的演变过程。
在文献典籍传布的媒介和方式上也由最初人员的自然交流，进而命专人抄写、请求馈赠、寻访或赏赐、彼此交换，到现金采购，翻刻和翻译等。沿着这条文献典籍的传布轨迹，进行探索和研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是意味深长的。
一、清代以前中日文献典籍的交流
中日两国文献典籍的交流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当时是伴随着人种交流进行的。传说早在秦代时，方士徐福（市）就曾率领三千童男童女以及百工等东渡日本列岛并带去了不少典籍。对此，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曾作了如下描述：“传闻其岛居大国，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提手边加个为）童老。……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正大典藏夷陌，苍波浩荡无通津。……”（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五，《日本刀歌》）这首诗可以说是中国文献典籍早期传入日本的记录和历史的回顾。可是这只是一种传闻，并不见于正史记载。
在徐福之后，据传在公元284年（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百济使者阿直岐到达日本，由于他的推荐，百济博士王仁于次年到达日本，为皇子菟道稚郎子之师，并“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从这一记载中可以得知，在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典籍已传入了日本。到了公元7世纪初（即隋未唐初之际），有更多的中国文献典籍东传到了日本。这可从公元604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的许多遣词造句，直接引用中国经典，得到证明。其次，日本奈良时期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律令中也经常引用中国典籍的内容。例如在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制定的《养老律》和《养老令》中，除大量引用中国典籍外，亦按中国唐代国子监、太学一样，有把儒家经典分为“正经”和“旁经”的规定，将其分为“大经”（《礼》、《左氏春秋》）、“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和“小经”（《易》、《尚书》）三类。此外当时日本学者都兼学《论辩》和《孝经》等中国经典。这充分说明在日本飞鸟、奈良时代，中国文献典籍已在东瀛广为流传。
与此同时在日本政府中还专门成立了汉籍的抄录、誊写机构—“写经所”。在这里由“写经生”专门抄写汉籍，以便于其广为流传，至今有的抄本还完好地保存着。
日本平安时代，由贵族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遣唐使、遣唐僧和留学生团体，开始了中日文化的直接交流。他们中许多人曾经在中国长期居留，回国时便把他们在华搜集的大量典籍、文献带回了日本。据藤原佐世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有中国典籍四十类，共计1568种、16725卷，约占当时中国文献典籍的一半左右。
在日本镰仓、室町和安土桃山时期（1184—1600年），即所谓“五山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南宋至元明时期，文献典籍的传布主要靠禅宗僧侣、知识分子往来，用儒释互补，彼此融汇、沟通的方式进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长年战乱不已，将军擅权，故寺庙成了保存文化和传播文化的最好避风港。当时日本禅宗大兴，僧侣们认为学习和掌握中国的文献典籍，特别是研究儒学典籍是候选者本身素质高低的一种体现，亦是一种美德。因此非常用心，并竭力搜求更多的中国典籍，因此他们是当时日本最有学问的人，操纵着一切学术活动。例如僧人荣西1168年（日本仁安三年）首次入华求法时，就带去天台宗的新章疏三十多部，共计60卷。其后僧人俊仍于1211年（日本建历元年）回国时带的典籍更多，总计2013卷，其中有律宗大小部文327卷、天台教规文字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儒家著作256卷（内含朱熹的《四书集》初刊本、杂书463卷，法贴、御笔、堂贴等碑文76卷等。他的弟子闻阳湛海1244年从华返日时也随身带回佛经数千卷。此外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圆尔辩圆（即圣一国师）于1241年（日本仁治二年）自宋带回国的汉籍也达数千卷之多。这些书籍除一小部分是用钱买或以物交换的外，大多数都是由宋朝当权者者或朋友赠送的。这些从中国带回来的宋版典籍促进了日本出版事业的发展，很快在京都和镰仓等地出现了以“宋、元刻本作版样而仿刻的版，或者仿效这些版样而刻印的版。”这就是所谓的“唐式版”。其后入元僧镰仓净妙寺的太平妙准和他的弟子安禅等人从中国带回了《大藏经》。此外还从元朝引进了除佛经以外的各种书籍，如《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周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老子》、《列子》、《庄子》、《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荀子》、《墨子》、《淮南子》、《文中子》、《东臬子》、《吴子》、《孙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山海经》、《尔雅》、《神仙传》、《孝子传》、《先贤传》、《烈女传》、《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群书治要》、《玉篇》、《广韵》、《传灯录》、《五灯会元》、《宗镜录》、李善注《文选》、《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亨释书》、《新刊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春伙经传集解》和《佛祖统记》等书。入明以后，中日两国除僧侣往来外，彼此间还互通使节。日本当政者借此机会公然向明政府索要称有已知和铜钱。例如足利义政将军曾向明朝上书说：“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教乘法教》全部、《三宝感录》全部、《教乘法数》全部、《法苑珠林》全部、《宾退录》全部、《兔园策》全部、《遁斋闲览》全部、《类说》全部、《百川学海》全部、《北堂书钞》全部、《石湖集》全部、《老学庵笔记》。经过访明使了竺清茂代奏，终于得到明朝颁赐，并得到铜钱五万文。
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双向传递的，彼此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通有无。日本人撰著的典籍文献也同样通过僧、使节、留学生和商贾等传入中国大陆。例如圣德太子所撰《三经义疏》就是通过遣唐僧诫明和居士德清带入中土的。五代十国吴越王钱淑（947—988年）读《永嘉集》时屡遇难点，便向天台僧义寂请教，得知许多佛教和汉籍散佚在海外特别是东邻日本。于是为了寻求汉籍，钱淑便派遣使臣赴日，以重金购买佚书。
公元983年（宋太平兴国八年），日本奈良东大寺高僧大周（原字上大下周，无法打出）然搭乘吴越商人陈仁爽、徐仁满的商船来华。次年到达开封，觐见宋太宗并献呈日本汉籍和中国佚书，其中包括《职员令》和《王年代记》各一卷；《孝经》（郑氏注）一卷；《孝经新义》第十五（即《表启》）一卷等。其次，公元1072年（宋熙宁五年），日本大云寺僧人成寻携弟子七人，乘宋人商船来华，带来了“天台真经书”600余卷。又，在宋代时，日僧源信还托宋商朱仁聪和宋僧齐隐将其所著《往生要集》等五部书带到中国大陆。此外天台高僧知礼、源清和遵式等人还多次托求日僧抄录阙经，因此宋代天台宗的复兴，就多方面得助于佚经回归甚多。
二、清代中日文献典籍的交流
（1）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的主要手段是贸易。
从明代后期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间海上贸易有了长足发展。表现在出海经商的人数、船只均成倍增长，海商贸易活动范围也比前代更加扩大。东起日本、朝鲜，中经菲律宾、中印半岛，南至南洋群岛，西达印度洋的许多国家的港口均有中国商船出没。当时航行在东亚和南亚洋面上的贸易商船，尽管国籍有所不同，但他们真正的船主却大部分是华人或华裔中国人。有时一艘商船从中国出航后，先达某国进行贸易，然后又驶往另一国家，同时船籍也相应地做了改变。
自从公元894（唐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始，日本废止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后，中日两国的民间关系却一直维系着，从未间断，有清一代更不绝如缕。此时尽管中日两国均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特别是日本方面严禁本国人和船只擅自出国，并只允许中国与荷兰等国的商船在长崎一地进行限量贸易，但是中国商船却在沟通两国经济的互补、物产的有无，乃至文化交流上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民间贸易的发达、文化的兴盛，更使中日两国书籍贸易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的景象，特别是中国书籍东传日本的数量和种类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中日两国的贸易品除丝绸、铜、金银、砂糖、海产品和药材外，大宗的商品就要数书籍和“文房四宝”了。（当然书籍和文房四宝的贸易是以中国向日本输出为主。）
当时中国赴日商船比前代增加，贸易额扩大。特别是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回归大陆后，次年康熙帝颁布了“展海令”，决定民间商船可以自由出海贸易，于是大量商船涌向了日本。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扩大海上贸易，又开设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今连云港）等四处榷关，开始与外国互市贸易（见郑燮《中西记事》三，互市档案）。
“展海令”颁布后，中国对日贸易迅速发展，仅从赴日商船的成倍增加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在1662年（清康熙元年）赴日中国商船为42艘；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驶日中国商船为73艘；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赴日中国商船为115艘，另有载回船22艘；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竟有中国商船199艘到达长崎港进行贸易。此后几十年间由于日本施行信牌制度限制贸易量，以解决严重的入超问题，规定每年限定驶至长崎的中国商船数为70至80艘。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至1790（清乾隆五十五年）间，日本规定只允许30艘中国商船进入长崎港进行贸易；1790年至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又进一步限制每年赴日中国商船为10艘。1840年以后，赴日中国船逐渐减少，大约每年只有五、六艘中国商船驶至长崎。而同一时期荷兰驶往长崎的商船每年在四、五艘左右。由此可见中国商船在船数和贸易量上，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正如前文所述，当时中国向日本的出口品主要是丝、绸缎、砂糖和药物外，便是文献典籍、文房四宝和绘画等。几乎每艘赴日中国商船都载有书籍、绘画和文房用具等。仅居日本学者永积洋子所著《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一书，自1637—1833年间，仅从乍浦港运往日本的各种绘画就有62586幅、各种毛笔235198支、墨5792箱（另有435块、2530斤）、纸张202988连（另有11980张，60525册）、书籍742箱（另有15129册，若干组）。
（2）中国书籍输往日本及日本的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