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来自秦朝皇帝的诏书在此出土，回溯两千余年不更名的益阳古城
“益阳”这一地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益阳县在这一时期已有了大量记载。有东汉人应劭说过：“在益水之阳，当为县名。”于是，任凭朝代更迭、管辖单位频繁更换，益阳再也没有变过名字了。这在中国地名史上都属少见的。
时间的流逝带走了过往的记忆，却也在这片土地上沉淀下一些痕迹。2013年，在益阳兔子山遗址，考古学家在10余口古井中发现1万余枚简牍，兔子山遗址亦入选当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这批简牍年代横跨战国、秦、两汉直到三国孙吴时期，均为益阳设县后记录经济、政治、司法等各方面的公务文书。其中，还有一份从秦代首都传来的秦二世继位诏书。这些宝贵资料，不仅为我们重现两千多年前的益阳样貌，也为考古留下极为重要的佐证和依据。
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诏书
“兔子山遗址是在1978年发现的，在2013年进行考古挖掘。在遗址里，从东周到宋代长达1500多年的遗迹、遗存都有保留下来。”益阳市博物馆讲解员廖瑾莹告诉记者。“所有的文物，都是干枯的古井里挖掘出来的。这些古井可能是以前的水井，里面发现有15000多枚竹简。”
这些简牍记录时间从战国时期延续到三国孙吴时期，记录有500年左右的历史进程。根据出土的简牍介绍，兔子山遗址应是楚秦、两汉、六朝，乃至唐宋时期益阳县衙署所在地，而这些简牍就是当时的县级衙署文书档案。各时期的简牍可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又可研究各朝的政治、经济、司法制度，了解县乡政府的运作、普通吏员和百姓的生活情况。
在同一地点同时出土时代序列如此完整的简牍，在简牍考古发掘史上也是首次。但到目前为止，这些简牍还只清理了一小部分，仍有很大一部分的简牍待清洗、待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仍然值得期待。
简牍的出土在2013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中一枚简牍，记录的是秦二世继位后，昭告天下的诏书。这枚简牍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诏书。其中有几个地方非常值得探讨。
秦二世登基诏书提供了新的史料角度
《秦二世元年文告》原文是这样的：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
秦始皇逝世后，他最小的儿子胡亥继位。据史料记载，秦二世胡亥以残暴愚蠢、掠杀无数闻名的，但是简牍上却具有解除流罪、善待六国官员以惠及民众的内容。到底真实的胡亥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枚简牍为研究胡亥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在这枚简牍中，提到了“朕奉遗诏”四字。这表明了秦二世的登位是奉有秦始皇遗训的。秦王朝的暴亡及其原因，自汉代以来就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历史话题。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中，记载有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死沙丘之后、胡亥在赵高的主导之下通过篡改秦始皇的遗诏而得以登基成为秦二世皇帝。因此世人多认为秦二世皇帝的即位是政治阴谋的产物、不具备“合法性”，是读史者耳熟能详的历史定论。而这枚简牍中所刻意强调的“朕奉遗诏”之说，确实提供了与《史记》的记载不同的史料来源。
第二，这份诏书中还提到了要“尽为解除流罪”。中国人讲究死后“落叶归根”，而流罪是一种把犯人遣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的刑罚，犯人至死也难再回到故土，因此有“流罪重于死刑”的说法。“尽为解除流罪”应该说是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司法改革。不过秦二世在位时长很短，后流罪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
第三，在这份诏书中，“始皇帝”换行顶格书写，是奏疏等文中提到皇帝或当时朝代名称换行顶格的最早文书实例，开后世此类文书体例之先河。
此外，这枚诏书中还有时间落款。“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元年指的是皇帝登基的开元之年，秦代又以十月为岁首。那么秦二世登基后的第一个月就颁布了这份诏书，且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从秦朝的首都陕西传到了湖南地区，也可以看出当时是有着比较完善的文书传递系统。
据介绍，这份诏书可能同时传到了秦朝各地，而在益阳出土的简牍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诏书。在益阳，还有更多的简牍正在深入研究中，有的是秦汉时期的行政件、司法件，有的记录了当年王后视察益阳的情形、益阳县在教育方面的作为等。
此外，同一时间出土的还有秦代的回纹空心砖，这也是益阳在两千年前就已建县的最为直接的一个证据。因为秦砖主要是用在宫殿铺设，或者是县衙的台阶踏步砖，老百姓是不能使用这种这样的规制来建房子。
时间走过了两千余年，益阳任凭辖区归属频繁变更，却一直没有再更变过名字。
潇湘晨报记者曾羽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