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狱中写就13万字巨作，费尽心机送出，遗作影响女儿一生
如今，当我们读到《可爱的中国》和《清贫》，对烈士方志敏的敬仰和革命的赤胆忠心油然而生。
可在当年，被抓后的严酷牢狱生活中，方志敏同志是如何坚持写作，又是如何把文稿送出去的？
1934年冬天的赣皖交界山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与7倍多的国民政府军队陷入苦战。
恶战之后，除了军团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500多人突围，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第19师师长王如痴、保卫局局长周群等都被敌人俘虏了。
方志敏遗稿复印件“不幸得很，我们终没有逃出敌人的罗网，而在陇首封锁线上被白军四十三旅俘住了。”
这是《方志敏自述》里开首的文字。
在被白军抓住后，他们先是被拉去了白军的营部，后来旋即被送到了位于陇首的白军团部里。
刚到团部外面，敌人听说抓住了红军的一个大官，团长都亲自跑出来看了。
不失君子风度的方志敏，还冲对方笑了笑。
当天晚上，对方要求他写点什么。
于是，方志敏爽快地答应了，他写了两百多字的《自述》。方志敏不但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还说了一下自己这些年来的革命简历，并且再次不失时机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方志敏手稿他还刻意调侃敌人，说这些年来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的，从来没有藏着掖着，因此很多细节就不再赘述了。
《自述》写好后没多久，方志敏就和战友刘畴西、王如痴，从陇首被押解到玉山，后来又转到上饶，最后被送到了南昌。
在路上，他们的脚上都被钉上了沉重的镣铐，一步也不能行走。到了南昌后，他们被关押在军法处看守所。
刚被押送到南昌的时候，他们几个战友被关在一个牢房里。
失去了自由的他们，开始慢慢接受这种严酷的现实。刘和王两个老战友，每天都在下象棋打发时间，而方志敏由于对下棋不通，只能是每天看看书。
方志敏雕像时间久了，方志敏萌生出了写作的念头。
然而身处监牢之内，看书尚可被敌人接受，若说是写作，则断然不可能。
为了能够顺利地要到笔墨纸砚，他向看守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说是要写一写斗争经过和苏维埃红军的这些年来的建设。
当时的看守长凌凤梧判断失误，自作聪明地认为方志敏要写什么交代材料，于是就给他准备了纸笔。
他们盼望着这个共产党高官，能够写出有用的东西，这样自己也就能升官发财了。
于是，方志敏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狱中写作。
弋阳方志敏纪念馆由于千头万绪，他最初的写作是不连贯的，想起什么写什么，他打算着写好之后再慢慢整理。
有一天，他突然对身边的战友说道：“老王，别整天下棋了，你也把红军的建设写一写吧。”
“写出来又寄不出去，还不如不写。将！”王如痴一边继续下棋，一边头也不抬地向方志敏说道。
这倒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方志敏刚开始写的激情也被浇灭了。他不但停了十几天没有再写，甚至把之前写好的一万多字的稿子也给撕了。
国民政府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方志敏的劝降，而且为了能劝降成功，他们后来将他关押到了所谓的优待室内。
1936年2月，方志敏被敌人押到南昌城内示众这里是单独关押，房间虽然较好，可惜没有人能谈话。终日寂寞，方志敏每天只能读书和写作。
此刻，他已经顾不上去考虑能否将手稿送出去的问题了。
有一天，凌凤梧来看方志敏写的怎么样了。但都是一些文字不连贯的片段，于是他就问方志敏写的是什么。
方志敏告诉他，自己现在千头万绪，只能想起什么写什么，之后再慢慢整理。
因为被关押在优待室内，每天都有不少的人去看望他，狱卒、管理人员、有身份的囚犯，甚至还有好奇者和很多同情者，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人是劝降者和说客。
电影《信仰者》中的方志敏形象正是在频繁的接触中，虽然谈话受到了限制，但方志敏也在渐渐物色到了能帮自己把手稿送出去的人。
其中一个是23岁的看守高家骏，他曾经去过苏区，也参加过学生运动，对于共产党不但抱有好奇，同时也充满了好感。
在与方志敏的日常接触中，他经常能听到系统的革命主张，这些渐渐对高家骏产生了影响。
他不但经常给方志敏偷偷带来一些必需品，也帮他跟关押在其他牢房里的刘王二人传递纸条。
甚至，他还想策划帮助方志敏越狱。在方志敏提出需要有一个人将文稿送出去的时候，高家骏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中国邮政发行的烈士纪念邮票，左为方志敏，右为叶挺在方志敏对面的另一个优待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叫胡逸民的人，他在国民政府内任职，担任过中央审判委员会主席、南京监狱长等职务。
他被捕的罪名是“泄漏围剿计划”，并且还私放共产党。但是，国民政府方面却没有掌握到充足的证据，因此对胡逸民相对优待。
在监狱里，胡逸民不但可以四处行走，那些监狱的看守和管理人员也知道他的身份背景，所以日常各个方面对他也相当优待。
渐渐地，他对旁边牢房里整天奋笔疾书的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有事没事，他就主动找方志敏攀谈。
时间久了，方志敏对这位好奇者也有所了解，于是便经常和他聊时局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借以对胡逸民进行感化。就这样，胡逸民也答应方志敏，将来有机会，一定会帮他把文稿带出去。
有了将文稿带出去的希望，方志敏的写作热情更加高涨。由于方志敏的被捕时间是在冬末春初，天气一天天炎热起来，他写作的环境也就更加恶劣了。
而且，敌人还时时会突然搜查。为了应付这种突然的检查，方志敏往往会事先准备一些胡编乱造或者不重要的文字，即便突然搜查了，敌人也得不到什么。
方志敏同志画像日子一天天过去，稿子积累的也渐渐增多，为了便于保存，他让高家骏找来了油纸包好藏进了枕头里。
即使如此，也难保文稿不被搜查到。而且，多数时候的搜查都是突然进行。
有一次，他刚把文稿整理包好，狱卒在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又来了，方志敏来不及把文稿塞进枕头里，情急之下，他把油纸包扔进一旁的马桶里才顺利躲过一劫。
再后来，方志敏仔细搜寻着牢房内可以藏匿文稿的每个角落。墙上糊着一层草纸，揭开看，墙面是砖面的。
于是，他又偷偷跟高家骏要来了半截锯条，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用锯条抠出砖缝里的灰泥。
很快，砖块松动，方志敏把砖取出，把文稿塞进去，而砖块就垫在枕头底下。他还特意交代高家骏，若是自己遭到不测，一定设法把文稿取出来交给组织。
“昨天下午，军法处将李树冰、胡天桃、周群三同志牵出去枪决了！同志们！你们先死几天，我们马上就要跟着来死的，我不必为你们伤心了！”
这是方志敏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的一段文字。他知道，自己随时也可能遭遇不测，所以文稿需要尽快送出去才行。
一天胡逸民的妻子向影心来给丈夫送吃的，方志敏请她给城里一个茶楼的老板送一封信，老板叫黄韵波。
方志敏雕像这里是一个秘密的联络点，方志敏在信中写了文稿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越狱计划。
向影心答应送信，很快就捎来了回信。组织上回复他，文稿可以随时送出来，而且还附上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上海的住址。
不过越狱的计划不成熟，要尽量拖住敌人，争取营救的时间。
于是，方志敏便把一部分文稿交给了向影心，让她尽快带出去送给黄老板。
但是，此一去再没有任何音讯，胡逸民暗中委托狱警打听消息，但得到的情况是向影心已经搬家，去向不明。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方志敏无从得知。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遗作封面后来，方志敏又委托高家骏带着剩余的文稿去送给黄老板，然而高家骏又把文稿带了回来。
他告诉方志敏，茶楼已经关张，黄老板人不见了。
情况万分危急，若不能将文稿送出，势必将再无机会了。恰在此时，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从杭州来探望他，于是方志敏和高家骏商量，能否让她亲自跑一趟上海，将文稿送出去。
程全昭答应了，带着方志敏的信和书稿，按照嘱托，她到上海后住进了宝隆医院，然后分别将四封信和化名李贞的名片，送到了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的住处，接下来，她需要等待。
方志敏的女儿方梅很快，一位自称姓宋、打扮极为华丽的妇人来医院住处找她，程全昭看到对方拿出了自己送出去的名片，于是毫不怀疑地将文稿交给了她。
然而，没有任何经验的程全昭却被告知：你已经被特务盯上了，必须立刻离开。
原来，宋庆龄等人的住处，一直有特务监视，发现有陌生人来往，便会跟踪。
程全昭去过四个住处，肯定早被特务全程跟踪了，可她自己还是一点察觉都没有。
事不宜迟，自称姓宋的贵妇把外面的衣服脱掉，然后装扮成老妇的模样先出去了。
胡子婴，当年在上海接到方志敏文稿的人程全昭则按照她的叮嘱，穿上了那位贵妇的衣服连夜赶回了家乡杭州。这就导致在南昌的高家骏和方志敏苦苦得不到回信。方志敏认定出现了意外。
于是在1935年6月10日，高家骏亲自带着方志敏的嘱托去了上海，可他并没有接上头，而且发现有特务跟踪。
只带了书信的高家骏并没有再回南昌，而是去了杭州寻找女友的下落。就这样，方志敏与他也失去了联系。
眼看剩下的时日不多，方志敏将剩余的全部文稿以及宋庆龄和鲁迅在上海的住址托付给了胡逸民。
1935年8月6日，他亲眼目睹了敌人将方志敏带出去，押赴刑场。不久，胡逸民则被保释出狱。
方志敏蜡像他立刻赶去了上海，但是兜兜转转，因为宋庆龄的搬家以及其他人的不在，还是未能将文稿送出去。
就在此时，他想到了上海救国会的主席章乃器，后者跟共产党来往密切，也许他有法子。
一个陌生人贸然登门，章乃器不便多说。他拿出自己的名片一撕两半，告诉对方，晚上会有人去找他，如果能对得上，将文稿交给来人即可。
当天夜里，果然有一位女性来找胡逸民，事前约定的暗号对得上，胡逸民总算如释重负。只是胡逸民不知道的是，之前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所送的文稿，也是由这位女性取走的。
方志敏狱中写作画像她是谁呢？她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
原来之前程全昭送给邹韬奋信时，章乃器夫妇便得知了此事，由于没有办法辨明真假，于是胡子婴便乔装打扮去接头，顺利将文稿取了回来。
第一批文稿取回来后，交给了在生活书店的党的负责人毕云程，毕将文稿交给了中央特科，特科的王世英又将书稿辗转传送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
当时，吴玉章在法国主办《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发表了《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章。
第二批文稿后来转送给了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直到新中国成立，方志敏的遗稿才重见天日。
方志敏全集封面然而在当时，由于方志敏和监狱外没有正常的联系通道，而帮助其送信的人也都不是共产党人，更没有任何斗争经验，因此文稿在被送出的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而且时过境迁，当初具体的细节，以及还有谁知道和接触过方志敏的书信和文稿，如今都不得而知了。
比如胡子婴接到文稿的过程，就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1936年，胡子婴在住地附近遇到了一个小商贩打扮的江西人，这个小商贩说家里有新鲜的蔬菜而且价格便宜，胡子婴便跟着这个小商贩去了他家。
在一个茅舍里，小贩拿出了一包文稿，告诉她是一位革命烈士委托转交给孙夫人的。
小贩请求胡子婴一定把文稿送给宋庆龄，胡子婴答应了。当宋庆龄拿到这些文稿后，又将其送到了鲁迅的住处，并叮嘱其秘密保存，等待时机发表。这个和胡子婴联系的小贩究竟是谁，已经没人知道了。
无论如何，这些浸透着方志敏心血的文稿，还是辗转被送出了监狱，并且在多年以后，深深影响了他的女儿方梅。
方梅出生在白色恐怖最为严峻的1932年，母亲缪敏分娩时，正好赶上国民政府军队的围剿。
危急之下，她咬断脐带，而后被红军战士抬着转移了。由于四处转战，方梅刚出生就被寄养在了赣东北的一个红军家属的家里。
方志敏《清贫》手稿方志敏在1935年牺牲时，她还不满三岁。
方梅和母亲分离十几年，一直到全国解放，母亲缪敏才在江西弋阳找到了女儿。
从没有读过书的方梅，被送到烈士子女学校读书。但她已经成年，从头读书很是费劲。在母亲的强逼和鼓励之下，方梅才坚持了下去。
待到女儿识字之后，母亲送给她的第一本书，就是方志敏当年在监狱中的遗作《可爱的中国》。
那时，她才明白母亲为何强迫自己读书认字。父亲用血铸就的书稿，方梅看着一个个的文字，仿佛能跟父亲隔空对话。
方志敏烈士画像其后，方梅自觉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并且前后修改二十多次，写出了《方志敏全传》。
对女儿来说，这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
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牺牲时，敌人为了防止他喊口号，就在他的嘴里塞了一条毛巾。
而在场准备为他死后拍照的师傅亲眼看到，敌人是从方志敏的后脑开枪的。
方志敏纪念馆正如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所写：“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
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
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可以告慰烈士的是，你的同志没有放弃斗争，并且最终为你笔下的“工农阶层”和“中华民族”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