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民为敌就必然卖国——说说抗战时期汪精卫的投敌和国民党的投降
最近，社交平台上时不时就出来一些夸大国民党将领孙立人、张灵甫、胡琏等抗战功绩的文章和视频，这些国民党将领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至死都没有脱离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阵营，发表这些文章和视频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国民党歌功颂德。否则，在抗日战争中贡献更大的杜聿明、郑洞国、王耀武等为什么没有人提起和赞扬呢？我并不是否定国民党广大官兵在伟大的抗战中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作为一个与人民为敌的政治集团，国民党在抗战中首鼠两端的软弱、消极、甚至投降等卖国的行为。这些卖国行为在主观上造成了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国民党作为一个集团，在整体上是反动透顶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宁与友邦，不予家奴”，这句话据说是满清统治者慈禧太后说的，这是从欺压人民的统治者角度证明了我说的与人民为敌就必然卖国的判断。国民党与慈禧太后的心态一样的。有人会说，国民党毕竟还坚持抗日。其实，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无法被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面前，国民党不得不被动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侵略，不是国民党不想投降，而是没有机会投降。历史的事实是，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一直在与日本暗中商量和平（也就是投降）事宜。
国民党为什么要不断地希望与日本停战和平呢？因为国民党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日本的侵略不会灭亡中国，而只会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国民党把共产党视为对自己的最大威胁，声称“与其亡于共，不如亡于日”。
这不是我的主观臆想，而是有铁打的事实作为证据。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拟定了一个将在华的125万日军全部编入国民党军，帮助国民党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计划，这个计划通过何应钦报到了蒋介石那里，白崇禧也非常欣赏和支持这个计划，蒋介石更是想付诸实施，只是美国人认为，这样做是对二战盟国战胜法西斯正义性质的嘲弄，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因此坚决反对。这个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合流，共同对付共产党的计划才胎死腹中。
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是不坚决的，但反共是非常坚决的。蒋介石曾说过：日本侵略只是皮肤之痛，而共产党的革命才是心腹大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决定进行全面抗战，一方面是由于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另一方面就是自己再不进行抗战就无法向国人交代，中国共产党就有可能出面领导抗战，给自己来个釜底抽薪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失败后，蒋介石感觉自己草率了，因为抗日不能让他战胜共产党，反而会削弱或消灭自己的力量，对共产党更加有利。因此，在德国希特勒政府的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同意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国民党已经基本答应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所谓和平条件。白崇禧在看到日本的和平条件后，甚至脱口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打什么劲呀？”可惜，与日本的和平谈判还没开始，日本就攻占了南京，日本改变主意了，要国民党政府全面投降。国民党政府无奈，只能继续败退下去。
此时，国民党内部投降论调甚嚣尘上，汪精卫、周佛海、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的所谓低调俱乐部异常活跃，胡适曾几次面见蒋介石，提出日华和平的意见，可惜和平无门，日本要的是全面投降而不是局部和平。
武汉会战后，日军因为战线拉得太长，无力继续进攻，中日在湖南长沙一线形成了对峙局面，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特别是日本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和美英，不能深陷在中国战场，必须尽快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中日又开始了新的和平试探，蒋介石特意派外交部高级官员高宗武去香港和日本摸清日本对和平的态度和条件，结果探听回来的信息是日本不愿意与蒋介石谈判，因为蒋介石过于拖延，而希望与和平态度坚决的汪精卫合作，于是汪精卫身价大增。
其实，蒋介石当时非常苦恼。据他身边的人透露，蒋介石认为日本侵略的欲壑难填，如果答应日本的和平条件，或者亡于日，或者被人民所推翻。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推翻蒋介石的力量，当时没有共产党的制约，蒋介石早就毫无顾虑地投降日本了。这也是我们一直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中坚力量的原因之一。
汪精卫之所以敢于投靠日本人，不仅是因为他对抗战持悲观态度，更重要的是他自认为在国民党内部还有足够的力量，有向日本献媚的资本。当然，关键还是他认为只有投降日本才能挽救国民党的统治。
这里要说说汪精卫。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有影响力的，他不仅资历老而且才华横溢，孙中山曾经非常器重他。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即所谓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云云，就是汪精卫代写的。汪精卫文采确实不错，当年他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结果，满清政府为了拉拢革命党，没有杀他，他也因此成了满清权贵的朋友，最后他还是用叛国辜负了当年的那颗少年头。这也表现出了他立场不坚定、感情冲动、头脑简单的特点。国民党中有人评价说：汪精卫待人随和，才华横溢，但判断力差，每到关键时刻不是意气用事就是一走了之，许多人因为喜欢他的性情随和和待人真诚，都愿意原谅他不断犯下的错误。但他最后愚蠢到投敌叛国，实在太过分了，就无法被人们原谅了。
大革命后期，国民党宁汉分裂，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与中共合作和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分庭抗礼，成为大革命的希望，但他却突然翻脸，发动“七一五马日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屠杀共产党，造成大革命的彻底失败，汪精卫也从此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的这个突然翻脸也充分证明了他没有自己的立场，是一个投机分子。汪精卫的投敌叛国今天看来也是疑点重重，我一直认为这不仅仅是汪精卫的个人行为，而是国民党对抗日采取两面应对的利益考虑。
有一个资料说，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前，曾与蒋介石单独密谈了一天，具体谈什么没人知晓，只是谈话后两人的情绪都不好，像是争吵的很厉害。我认为，这次谈话是汪精卫最后一次当面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讲和。因此，才有了汪精卫在出逃前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的：“今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他似乎有一种舍身喂虎的使命感，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认为自己是在拯救国民党。真是愚蠢至极。
有人说，汪精卫投敌除了他认为日本必胜外，就是汪精卫想过过领袖瘾，既然在国民党内不能取代蒋介石做有权有势的第一把手，就投敌做头号汉奸。我认为，汪精卫还没有因为渴望权力而疯狂到让自己堕落到遗臭万年的地步，他是真心地想挽救国民党才忍辱负重去投降日本的。汪精卫是有使命感的人（只不过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反人民罢了），这也是他能够吸引自己追随者的地方。像陈公博这位共产党的叛徒，对汪精卫的信任已经到了无条件服从的地步。战后陈公博在汉奸审判中被问到为什么投敌时的回答是：汪先生让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
汪精卫的思维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才是国民党的致命敌人，与日本人合作就是为了共同在日本占领区甚至在全中国消灭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汪精卫投敌的最大理由是消灭共产党。汪精卫曾公开做出保证：他领导的军队是不会与国民党军作战的。所谓“曲线救国”不仅仅是投降分子的自我标榜之词，而是他们真实的愿望和行动。但他们救的国不是中国而是党国。
汪精卫还是过高估计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号召力，过低估计与他关系好的国民党人的民族意识，许多人是不会越过卖国当汉奸的底线的。汪精卫设想，他在国民党势力以外的越南河内一发表和平通电，云南、四川、广东的地方当局就会呼应，然后他再出面在这些地方组织和平政府，与日本讲和，对国民党来个釜底抽薪，逼迫蒋介石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并投降。但汪精卫是异想天开了，汪精卫劝云南地方军阀龙云响应他和平倡议的信，龙云在第一时间就交给了蒋介石，并通电痛斥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汪精卫本来想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来实现他的投降目的，但他不知道，地方军阀虽然反对蒋介石的吞并企图，与蒋介石矛盾重重，但不会因为这些矛盾而主动去卖国做汉奸的。分裂国民党，搞和平运动不成，汪精卫在河内犹豫了半年，先是拒绝了蒋介石派人要他回重庆或出国的劝说，后来在蒋介石派人要刺杀他的威胁下，最后还是决定投敌去做名副其实的汉奸。
汪精卫投敌是不得人心的，张发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发奎是汪精卫追随者在国民党军队中唯一掌握军权的高级将领。1927年国民党宁汉决裂时，张发奎坚定地站在汪精卫一边；“七一五事变”国民党的所谓左派分共清党，张发奎还是坚定地站在汪精卫一边。中共南昌起义的主力就是张发奎的部队，当时正是因为张发奎坚决支持汪精卫，起义部队没有敢拉着他一起起义，他手下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将领的有5位元帅（参加南昌起义的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参加广州起义的叶剑英）、3位大将、4位上将、6位中将、6位少将。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因为支持汪精卫，又在广东与亲蒋的第四军同僚李济深、薛岳等翻脸，第四军内部的双方为争夺广东而厮杀起来，结果广州空虚，潜伏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张发奎第四军的参谋长）率领张发奎的第四军教导团与广州的其他革命力量一起举行广州武装起义，几乎掏光了张发奎的家底（中共三大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骨干都出自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在中共起义部队和国民党亲蒋部队轮番暴打下，曾经的铁军差点没有给碾成铁屑，但张发奎依然对汪精卫忠心耿耿。张发奎虽然追随汪精卫，但非常爱国，“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张发奎两次请缨出战，去东北支援义勇军和去上海支援十九路军，虽然被批准，但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无法开拔，只得作罢。他对国民党军阀混战非常反感，于是出国游历。1935年回国后，他到南京见到蒋介石，对蒋介石说：“今日中国之出路，唯有抗日之一途。”蒋介石答应，如果中日全面爆发战争会让他做抗战先锋。就是这样一个爱国将领，汪精卫却希望利用自己对他的影响，让张发奎跟着他投敌叛国。据张发奎回忆，汪精卫在出走河内前曾以视察军情的名义到广东张发奎的军队驻地见过张发奎，但汪精卫对自己准备出逃进行和平运动的事只字不提。张发奎声称，如果汪精卫当时提及和平倡议，他一定劝说汪精卫不要做傻事，言辞间颇为没有机会阻止汪精卫而惋惜。后来，汪精卫正式建立南京伪政府，当上名正言顺的汉奸，到日本朝拜完裕仁天皇后，卖国情绪高涨，又自讨没趣地给张发奎写信劝降，张发奎则是置之不理。抗战爆发后，张发奎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后来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军事，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在自己辖区曾妥善安置退到中国境内的越南抗日游击队，并与胡志明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张发奎对国民党抗战能力的判断非常扎心，他说：“只要日本人愿意，他们可以打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是对蒋介石不全力抗日的一个极大讽刺。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一直在广东维持治安，没有和中共进行正面对抗。国民党失败后，张发奎出走并定居在香港，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1980年去世，享年84岁。张发奎是我喜欢的少有的几个国民党将领之一。
日本人之所以全力劝降汪精卫，是认为他的投降能够形成与蒋介石抗衡的第三个势力，即使不能瓦解国民党集团，也能在云南、广东、四川形成和平势力，结果，汪精卫除了自我卖身外，陪嫁是寥寥无几，没有一个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和一个完整的地区响应他的投降倡议。这让日本大失所望，不久，日本侵略者就发现汪精卫的投降成了自己政治解决中国问题的障碍，因为这阻止了日本与蒋介石关于和平投降的沟通。汪精卫为了证明自己对日本仍然有价值，一直在卖力做好自己的头号汉奸职责，积劳成疾，于1944年死在日本，终年61岁。汪精卫的尸体运回国后被葬在中山陵，以表示他就是死了也要追随孙中山。汪精卫曾说，中日合作是孙中山的遗愿，把孙中山绑在了他的投降战车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还都南京前，命令工兵炸毁汪精卫墓，汪精卫的尸体也不知所终了，不知道是扔在哪里还是被挫骨扬灰了。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则在战后的汉奸审判中被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关在苏州监狱。国民党转进台湾，并没有带走这位头号女汉奸，将她留给了中共，中共将她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监禁。由于陈璧君体弱多病，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关照下，中共希望她写个悔过书，对自己的历史做个交代，就让她出狱恢复自由，但陈璧君就是不写，她坚持认为自己不是汉奸，声称：卖国的不是汪精卫和她而是蒋介石，他们投靠日本只是从日本手里收复了被蒋介石丢掉的国土，是大大的爱国行为，云云。最终，这位顽固的女汉奸1959年病死在监狱里，享年68岁。
尽管汪精卫投敌让蒋介石心里不爽，但蒋介石和日本通过军统、中统的渠道一直在进行联系和信息交换，直到日本投降。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首脑会议。这是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被世界列强承认的标志，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特别是美国认为中国应该在亚洲代替日本成为地区主导大国。但非常遗憾，蒋介石却表现得甚为猥琐不堪，显示出了国民党没有担当的软弱和无能。在罗斯福和蒋介石单独会谈商讨战后对亚洲的安排时，蒋介石直接拒绝了罗斯福提出的取消日本天皇制度改变日本国体、战后在日本的占领军应由中国军队为主，以及现在许多人都知道的让中国接收琉球群岛（冲绳）主权的建议（也就是建议由中国控制和制约日本，成为日本的占领国），只接受了中国收复东北和台湾以及澎湖列岛主权的建议。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开脱，他对罗斯福说，日本侵略的祸首只是几个军阀，如何处置战后日本，等我们消灭了这几个军阀再说。此时，蒋介石对日本的软弱很难再用害怕日本的强大来解释了。
1945年2月，在日本败相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蒋介石传话给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表达了三点意思：第一是中国不能与美国分离，但中日合作对东亚和平至关重要；第二是现在拯救日本非我（蒋介石）莫属，但日本一直误解我的意思，非常遗憾；第三是希望相互尽力控制。接到口信后，冈村宁次以为蒋介石神经失常、异想天开、出言狂妄，没予理睬（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称，日本战败投降后他才知道蒋介石的传话是真诚的，并后悔不已）。
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不重视自己的传话非常失望，于是就有了1945年3月的派遣汉奸缪斌去日本直接沟通的闹剧。
缪斌是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时即参与组织了黄埔军校右派团体“孙文主义学会”，成为反共的急先锋，后来曾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任职。七七事变后，他参与了华北伪政府的工作，当了8年的汉奸，与日本军政界关系很熟，被称为“日本通”。1945年初，缪斌被日本看中，派他去重庆与国民党联系和平事宜。缪斌在重庆通过戴笠，见到蒋介石。1945年3月，缪斌奉蒋介石之命到日本谋和。日本高层对缪斌的谋和非常重视，甚至日本天皇裕仁也参与了意见。蒋介石提出的主要和平条件是：取消南京伪政府，中日双方谈判中日停战和日本撤军问题。日本大本营对此争论不休，主要是强硬派认为撤军不可接受，同时不少人认为缪斌不具备代表重庆蒋介石的资格。事情闹到天皇裕仁那里，天皇一锤定音：通过缪斌这种人谈判没有成功希望。缪斌的日本谋和之旅无果而终，日本小矶内阁因此而倒台。抗战胜利后，缪斌被蒋介石政府任命为陆军总部少将参议。缪斌由于有长达8年的汉奸经历，为了说明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缪斌经常拿受蒋介石委托去日本谋和一事炫耀，犯了蒋介石的忌，因为在盟国约定中是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与敌对国谋和的。缪斌被迅速逮捕，关进监狱，并以最快的速度以汉奸名义加以处决，成为第一个战后被国民党处决的汉奸。
蒋介石还不甘心，于是就有了何柱国和今井武夫的河南和平会谈，时间是1945年7月，也就是距离日本宣布投降前一个月的时间。
何柱国是国民党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军团司令，今井武夫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当时日本把与中国谋和的任务交给了日本中国派遣军，今井武夫是具体执行者），谈判地点在河南省周家口新站集国民党军某部驻地。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条件：一是日本马上无条件从山海关到广州的中国领土上撤军；二是通过谈判日本从满洲（我国东北）撤兵；三是中国不妨碍日本在中国以外战场的行动。这个条件充分显示出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无耻，为了和平而背叛盟国的共同利益。对中国的条件，今井武夫基本上都没有答应，所谓和谈根本就没有共同基础，但何柱国对今井武夫的一段话却说出了国民党蒋介石当时的真实想法，他说：“日本因战败结果而灭亡之事，绝不是中国所希望的。无宁是希望即是在战后作为东洋的一个强国留下来，与中国携手维持东洋的和平，从而热切希望在必要国力尚未完全消耗的时候，以日本政府的聪明和妥善处理，来早日结束战争。”何柱国还把战后盟国对日本的占领计划告诉了今井武夫，让今井武夫感到了万雷齐鸣的冲击，日本从中了解了盟国的情况，日本军方据此做出了对大局的判断。我原来对何柱国的印象在国民党将领中算是好的，但知道他心甘情愿受蒋介石之托，千方百计促成并直接参与所谓何今会谈后，对他的印象就不好了。更可恨的是，在今井武夫到达会谈地点时，何柱国还特地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一个排的国民党士兵列队接受今井武夫的检阅，对日本侵略者如此温存和关怀备至，这难道还是榆关抗日（1933年日本从山海关进攻华北，何柱国率领东北军进行抵抗，名噪一时）的英雄吗？抗战胜利后不久，何柱国参加一次宴会后，双眼即失明了。何柱国认为是被人在他喝的酒中下了毒药。但究竟是谁下的药？下药的目的是什么？何柱国没有说出他的判断，至今还是一个谜。从此，何柱国成为一个废人，一直赋闲在家。新中国成立后，何柱国享受了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1985年去世，享年88岁。
蒋介石为了让日本这个侵略者失败后有一个好的结局真是操碎了心。这是为什么呢？他的目的不是加快日本覆灭的步伐，而是想趁日本没有彻底战败，实力依然没有被消灭的时候，希望中日停战，以保存日本的实力，作为战后在东亚与共产主义对抗的力量。
一些人常拿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所谓22次会战说事，以证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价值。但历史的事实是，22次会战实际上是日本侵略军的22次大规模进攻而已，所谓会战不过是国民党军在抵抗或应对日本的进攻。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没有主动收复过一寸被占领土。相反，直到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日本对国民党还处于进攻态势，甚至准备进攻重庆，彻底消灭国民党。国民党则在抗战期间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千方百计要消灭共产党军队，抢占共产党收复的被占领土。不错，国民党的广大官兵确实浴血奋战过，350万国民党官兵壮烈牺牲，但国民党蒋介石的投降反共政策，让国民党官兵的奋斗和牺牲被严重玷污，他们的爱国精神白白地付之东流。
抱歉，说国民党没有收复日本占领的国土并不准确。国民党确实从日本那里收复过被占领土，那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杰作，不过是一个无耻的收复。
阎锡山是国民党中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战初期，他的投机心态被称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即著名的所谓：在与蒋介石保持若即若离的情况下，联共要准备反共，抗日要准备联日。由于抗日不坚决，最后在日本的进攻面前阎锡山被日本赶出了山西，不得不在陕西设立自己的指挥部，而共产党则在抗击日本侵略中在山西站稳了脚跟。此时，阎锡山彻底改变了态度，提出了“无条件生存论”和“抗战最高峰论”，所谓无条件生存就是为了自己生存下去，就是投降日本也在所不惜；所谓抗战最高峰就是抗战已到尽头，必须在日本的卵翼下生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阎锡山开始与日本全面合作，对付共产党，准备从中国共产党那里争夺地盘，日本为了鼓励阎锡山反共，决定主动放弃山西孝义地区的几个据点让阎锡山部队接防（名曰让渡），作为阎锡山对抗中共的桥头堡，阎锡山为了掩人耳目，命令接防部队向天上开枪，以表示他是武力收复失地。结果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日本人的侮辱，终止接防闹剧，阎锡山为此再三道歉才算了事。后来，日本向阎锡山先后让渡了山西12个县。阎锡山用投降反共从日本那里收回了中国领土，这就是国民党在抗战中惟一收回的土地。
为了践行自己“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投降生存哲学，阎锡山亲自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松岩义雄会谈商讨共同反共事宜，日本人一直逼迫阎锡山公开投降反共，但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就是不这样做，一直坚持暗中投降反共的阴阳人状态，直到日本投降。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提出了“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建议，与冈村宁次的让驻华日军整体加入国民党军的计划相呼应，并采取了具体行动，将一万多在山西的日本兵编成所谓的“暂编独立第十纵队”，作为反共的中坚力量。这些日本兵，在临汾战役、晋中战役中损失惨重，最后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被彻底消灭。阎锡山虽然对日本软弱投降，但对共产党却异常强硬，他的统治老巢太原在解放军基本解放长江以北地区后成为华北孤城，在根本没有防守价值的情况下，一直顽固抵抗，直到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向江南挺进时才被解放。阎锡山后来逃到台湾，在阳明山下搭了一个草屋，精心研究反共理论，一直到死。阎锡山于1960年去世，享年77岁。
汪精卫、阎锡山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的表现，代表了国民党的三种投降状态，给我们研究卖国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样本。这三种投降状态就决定了国民党在抗战中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屈辱和灾难。
现在有人对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战胜利的历史结论提出质疑，声称抗战是由国民党领导的。这个话题本来不说也罢，说起来更彰显了国民党的无能和无耻，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把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不能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丧失了370万平方公里领土，抛弃了3.15亿人民（后来被中共收复了228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解放了1.36亿人民），可谓丧权辱国。这样的领导抗战有什么可炫耀的？毛主席和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收复了大片被日本侵略的领土，拯救了大量被日本侵略者奴役的人民，这不就是伟大的胜利吗？对此，有什么可质疑的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抗战前期惧怕日本的强大，在民族危难时刻，不想拯救人民，而是要投降敌人；抗战后期又惧怕日本的灭亡，在抗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不想战胜敌人，而是要拯救敌人，这样的无耻真是将卖国推到了新的高度。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将近80年了，国民党投降反共的罪恶历史早已成为过去，但历史是有记忆的。现在有些人不断刻意要洗白国民党的丑恶面目，为国民党涂脂抹粉。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那些怀念国民党的人与国民党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是敌视人民的卖国求荣之辈。这些国民党的徒子徒孙们正在将国民党的卖国思想和行为发扬光大，把卖国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
过去，我一直认为，反对人民的人只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才会卖国，比如秦桧，比如李鸿章，比如汪精卫。但我发现我的认识落后于时代了，现在祖国强大了，卖国贼正在利用中国的强大作为向西方资本投降的资本和投名状。如果说，过去是卖国贼被动卖国，那么现在则进化到卖国贼主动卖国了。现在的卖国贼是要毁掉新中国七十多年来通过艰苦奋斗、英勇牺牲铸造起来的强大民族和强大国家。卖国贼的进化让我们防不胜防，他们打着为人民为国家的旗号，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
怎样识别现在的卖国贼呢？现代卖国贼有四大特征：一个是鼓吹全盘西化，另一个是鼓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第三个是反对共同富裕，第四个就是让中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美国主导的世界一体化。这四个特征的同一根源就是敌视人民和压迫人民，与西方资本沆瀣一气，用人民的血汗来满足资本的贪婪，实现资本对人民的罪恶统治，让人民成为资本的奴隶。这四个特征完全背离和背叛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初衷，那就是促进国家富强、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反人民和卖国正在假改革开放的名义以售其奸。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界、思想界各种谬论百出，尽管这些谬论打着各种高尚的理由，拿出许多高深的所谓理论依据，摆出多么不容置疑的权威相，来吓唬人民，欺骗人民，但只要它们是鼓吹具有上述四个特征的思想和目的的，那它们就一定是反人民和卖国的。那四个特征就是试金石。
我为什么要重提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那段丑恶的历史呢？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诗，那就是“只缘妖雾又重来”。现在卖国论调甚嚣尘上，卖国行为大行其道，卖国意识荼毒社会，是到了“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时候了。
从过去国民党的无耻行为中我们就能看到现在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历史永远是一面照妖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