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解读“笔记双星”，挖掘潜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生活真相
《琐言赘语：明清以来的文化、城市与启蒙》是知名历史学者李孝悌的文化史代表作，揭示明清以来文化、城市与思想的多个面向，展现隐藏在城市深处和历史尘埃里的生活真相。
全书内容横跨五百多年的历史，从明代洪武年开始延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涉及城市社会、思想启蒙与文化等多个议题，为了解明清以来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作者运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以解读“笔记双星”《白下琐言》和《客座赘语》为主要切入点，立足于御制文集、经世文编、戏曲民歌等材料，通过“志怪笔记”“历史掌故”“城市风貌”等主题，呈现了帝王、士人、知识分子以及下层群众的众生相，构建了一个活色生香的近代化世界。
《琐言赘语：明清以来的文化、城市与启蒙》
，李孝悌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一个新的知识类型：晚清的百科全书家
从19世纪初开始，各种西方新式的传播工具(如宣传小册、书 籍、每月定期出刊的期刊、商业报刊)，逐渐在中国的南洋、港澳一带出现。此后到1895年止，由南而北，由边缘到中央，由租界到内地，各种传播机构，如印刷所、新式学校、出版社、翻译社等，在沿海口岸不断出现。不过就像李仁渊所说的，在这八十多年间，尽管有许多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这些新式的传播媒介，并借此对西方的器物技术、精神信仰有所了解，但这些文化输入并未给中华帝国的主干带来结构性的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仍然对这些新事物视若无睹。1895年后，情势显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西学”开始成为知识界的新“论域”。一方面，新型报纸、学堂和学会大量出现，另一方面，随着“强学会”的成立，原来位居边缘的新式报刊，从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开馆于政治中心北京，并得到位居政治核心的大臣的支持。
在这个西学由边缘而中央，新式报社、学堂、学会大量出现的深化过程外，我们也同时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西学“普及化”的趋向，这个普及化的趋向，除了见诸1900年之后，我所谓“开民智”或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也可以从20世纪00年代大量出现的教科书和我在本文中所讨论的百科全书窥见端倪。
“百科全书”一词作为一个新的词语，首见于1897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钟少华在《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一书中，第一次对在晚清出现的这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作了界定和较全面的介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将百科全书和当时盛行的另一种丛书形式——“经世文编”相对比，由此立刻可以看出百科全书作为一种新型类书的特色。大抵而言，清末，特 别是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经世文编”，将当时人的时论、奏折、文件全数照收，虽和洋务、富强之道有关，但多半长篇累牍，全文登录，不太为读者的需求考虑。“经世文编”作为一个编纂文章的类别，从《皇明经世文编》到魏源在道光六年(1826)受贺长龄之命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在理念、体裁上大体一贯相沿，没有什么变化。但1827年魏、贺版之后，到19世纪90年代，甲午之战前后大量出现的各种新编、续编、续新编等不同版本的经世文编，在内容乃至体例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有些版本像1888年葛士濬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在传统照六部分门别类、架构知识的基本体裁外，增列了“洋务”一类，并在内容上呈现少数和百科全书类似的风格，而甘韩主编的《皇朝经世文三编》，更径以《皇(清)朝经世文新增时洋务续编》为书名；另一方面，这个 不断随着政局加速演变而与时俱进的传统类书类别，也与新的大众媒体——报纸——发生密切的关系，而出现一种跨越文类的现象。燕安黛(Andrea Janku)在仔细比较了太平天国之乱以降到20世纪初的各种经世文编和报纸文章后，特别指出就内容而言，报纸的时论文章和经世文编中的文章，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向，这种现象在19世纪末以后特别明显。一方面，报纸的政论文章有很强的经世色彩，另一方面，19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的许多经世文编，都收列了报纸上发表的经世文章。
尽管经世文编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之间，在内容上有所转变，但大体而言，在呈现方式和知识的广博度上，都和百科全书有着极大的取向上的区别。西方的百科全书一方面要不断容纳更多学科和更广泛、实时的知识，一方面又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和吸收，利用个别的条目、字母顺序的排列、大量的图表和通俗的语言等，让读者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广博的知识领域。
作者：
文：李孝悌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