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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海、湖南等地作为新的文化思想中心而兴起,北京却始终无法作为文化思想中心存在,开明士大夫们的人员和思想的新流通方式促成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朝廷的状态。但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地方文化逐渐从边缘到中央,成为一种倾向性的发展趋势。大概从 19 世纪 80年代开始,倾向于满清的守旧者已经很难发出声音,到甲午后则基本可以说失语了。在这种情况下, 满清开始借重“神拳”,走向基层,实即往异端方面寻求力量和支持。义和团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怪力乱神”的事放到了最高的中央政务会议上来讨论,并将之作为决策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当时的国策。这意味着“中国”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不复是以前那个“礼仪之邦”了,朝廷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站到了整个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上。
对饱读经典的读书人而言,能够反证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确”。当清廷也像当年洪杨一样提倡怪力乱神时,表明其在社会层面已不一定依靠士人,在思想层面既不能维持中国“正学”,实不足以救亡,更不能振兴中国。从这时起,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已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不再寄希望于这个政权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了。因此不难理解,“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有外侮而不勤王,听凭外人宰割君主。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