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13：并非“猛如虎”的秦国赋税水平

在这里介绍一点秦国的赋税知识。

一个朝代赋税水平高低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就像现代社会的所得税，与每一个人的劳动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其劳动的积极性。赋税也是维持一个国家政府和社会运行的一个根本制度，也是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利益分配的根本制度，赋税分配的高低也是判定一国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关系好坏的决定性制度。还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制度。也是志士学者们观察和判断一个诸侯国是否开明、君主是否贤明的主要依据。

可惜，由于秦朝末期的残暴统治，使得整个秦朝，乃至战国时期的秦国，都落下了一个“暴政”的标签。但其实在统一前，秦国并非如此。

秦国在统一前的基本农赋水平，据这么多年来许多历史学者研究，也有一些出土的文物提供了史料。但不同的史料也有不同的记载，比如湖南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简《算数书》记载秦国的农赋是“十税一”，而北京大学藏秦简《田书》中记载是“十二税一”。普遍的看法是秦国实行的农税是十税一。还有学者依据西汉初期的“汉承秦制”，汉初实行的“十五税一”，推测秦国也是实行“十五税一”。如果那样的话，秦国的赋税水平就更低了。

但也许秦国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也许各个君王时期，甚至同一君王的不同时期，税赋水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经常在一个范围内上下调节，才更符合真实。“十税一”是最经常采用和上下调节的中枢吧。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很多计数则采用“六”计算，对田赋似乎支持“十二税一”之结论。

相对来说，不管是“十税一”，还是“十二税一”，甚或是“十五税一”，这都是较为合理和适中的，谈不上横征暴敛。在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这一百多年中，偶尔也会因一些特殊原因，税赋标准会有一些变化，但整体上，应该还是维持在这个水准。

在此种赋税水平下，农民的耕种还是很有积极性的。再加上秦国官府兴修水利，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推行乡村三老制度，乡民“守望相助”等制度辅助，这是秦国能从弱国变强、且能维持百余年的一个根本性内生制度因子，也是秦国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一百三十余年间，都没有衰败的重要原因。

当然，秦国也还有一些其他的税负比如户税、人头税等，但基本的农税都不是很高，其他的人头税、户税也不太高。比如秦国要求农户一年二次缴纳的“刍藁”牲畜草料，也不高。

其他如户赋等，关于秦朝的记载十分零散而不成体系，多数则为研究者以“汉承秦制”，而将汉初的政策上溯到秦朝及秦国时期。其实这并不严谨。而关于汉代的各种苛捐杂税的开征和负担之重，不但有很多准确的记载，但也有很多为汉统治者掩饰之词，常常就推说是“秦制”而来。其实这并非正确，特别需要注意的。比如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期，为了维持他对外战争的需要，“量出为入”，各种巧立名目地对百姓随意开征各种税赋，使得西汉时，百姓名义上的田赋并不高，但如果加上其他各种税赋，整体税赋水平不但到了十之二三，严重时甚至到了百分之五十！开设“算蠲”，对百姓的财产开征暴税，还制定“告蠲”之制，鼓励百姓相互举报，弄得民怨沸腾。这是汉武帝后期，社会矛盾尖锐，百姓民不聊生、人口锐减的根源。

孔子曾有“苛政猛于虎”的断言和感叹。回望从商周到春秋，再到战国时代，历史已经一再证明，统治阶级一旦对内实行残酷剥削，“苛政”这头猛虎，不但对百姓敲骨吸髓，民不聊生，还会反噬统治阶级自身。周天子分封的众多小诸侯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君昏庸短视，无视民生，残暴统治，或碌碌无为，使得国力衰弱，招来内忧外患，直至亡国。春秋时代诞生的孔子之所以凭借他主张的“仁义”思想，走遍天下，备受世人推崇，就是因为缺乏仁义的小国君主实在是泛滥成灾，这些泛滥成灾的小国君主自然就要招来那些还有良心、有作为的诸侯君王的声讨和兼并。将春秋时代的大兼并，全都以一句“春秋无义战”来概括当然是错误的，说这句话的本意是在春秋时期那些诸侯发动战争侵伐，都不是取得了周天子的同意，都是擅自行动，不受分封的约束，才指责为“春秋无义战”。但真实的情况是那个时代的兼并战争，恰恰是很多有实力又有作为的诸侯，看不惯那些守旧和暴政的诸侯，讨伐不义不仁，并其土地和百姓，才是那个时代隐含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春秋无义战”就是偏颇的。

而从春秋时代到战国后期，仅剩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并立的这场马拉松似的长跑竞争，幸存下来的都算是历史的幸运儿，也算是清醒者，还可算作略有仁义的传承者，比如田氏代齐就是最为典型的“以仁”僭越，而那些昏君庸主都被兼并亡国了。所以说，如果在统一战争时期的秦国，即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的是横征暴敛，彻底的不仁不义，不要说秦国能统一天下没有可能，就连自己不被国人推翻，或者被六国借机打败削弱，乃至兼并都是万幸。荀况在《富国》篇中就说了，曾经天下几万个诸侯，为何现在只有几十个了，就是因为那些暴政的诸侯国都活该被灭亡兼并了。

之所以要在此篇中介绍秦国的赋税史料，也许秦国的赋税水准同样也是获得了那时如荀况大儒和李斯等天下志士仁人们的认可，至少可以说不抵制。尤其是荀况大师，他一生都是主张“尚贤使能”，主张“礼义”、“仁德”，他是深明并主张“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富国》篇中语），他对秦国的肯定，说明在荀况这样的大儒眼中，秦国也不是那种“君昏臣恶”，实行“恶政”、“暴政”的诸侯国家。在他们看来，秦国实行的并不是自取灭亡的暴政，而是可以终达一统天下的宏伟大业，只是离荀况心目中的“王政”还有那么一点差距而已。而李斯则又从当时天下其他诸侯国的国政比较之中，更是认定了“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布衣驰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