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孝穆这个人，我是在旧县志里碰到他的。

说'碰到'也不太准确。县志里的人名密密麻麻，像秋天地上落了一层叶子，你踩到哪片就是哪片。我踩到了他。

他是陕西长安人，康熙五十四年跑到开县来当知县。陕西到开县，搁现在开车也得大半天，搁清朝，怎么着也得走上个把月。一个陕西人，大老远跑到巴山深处来当官，你说他图啥呢。

县志里写他：“加意学校，设立义馆，延师训士。每遇宾兴，尤力为奖劝。”

你看，就这么几句话。但你要是稍微懂一点清代的县志写法，就知道这几句话的分量。

“加意学校”——他重视教育。“设立义馆”——他办了免费学堂。“延师训士”——他请了好老师来教书。“每遇宾兴，尤力为奖劝”——每逢有学生要出去考科举，他格外上心，又出钱又出力，还亲自勉励。

说白了，这个郭孝穆，一个陕西来的监生，在开县干了三年，干得最起劲的事，就是给穷孩子办学校、帮助参加考试。

你想想那个画面。康熙五十四年的开县，刚经历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到处都是“境宇疮痍”。郭孝穆到任的时候，满眼荒凉，百废待兴。换做别的知县，可能先忙着收税、修城墙、安抚流民。这些他当然也做，县志里说他“初修城郭，亲为巡功，多惠政”。

但他偏偏还多做了一件事：办学。

而且不是办那种给富家子弟读的官学，是办“义馆”——免费的，给穷孩子读的。你想想，那时候开县到处都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家里穷得叮当响，孩子别说读书了，饭都吃不饱。郭孝穆说，不行，得让他们读书。于是他建了义馆，还亲自去请老师。

请老师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想，一个穷县，好老师凭什么来？郭孝穆得去求、去请、去劝。县志里就四个字：“延师训士”。但这四个字背后，不知道他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好话。

还有那个”宾兴“。这词儿现在没人用了，搁清朝就是地方官给要去省城、京城考科举的士子送行、发路费。郭孝穆”尤力为奖劝“——每次都特别上心。你想想那个场景：一个陕西人，站在巴山深处的县衙门口，给一群本地孩子塞盘缠、说吉利话，祝他们考中进士。那画面，怎么说呢，有点像你远房舅舅送你去上大学，嘴上说着”好好学啊“，手在袖子里攥着银子，舍不得给多了又舍不得给少了。

他干了三年。三年后，他母亲去世了，按清朝的规矩，他得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县志里写：“后丁艰归。士民感德，追思不忘。”

“追思不忘”四个字，是方志里最高的评价了。意思是，他走了以后，开县的老百姓一直念着他的好。念了多久呢？县志编的时候是咸丰年间，离康熙五十四年已经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他。

这就有意思了。

你想，一个只干了三年的知县，一百多年后还有人记得，那他一定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收税修城墙的事，老百姓记不住。但办学校的事，他们记住了。因为学校还在，老师还在，孩子还在读书。郭孝穆种的种子，在他走了以后，还在长。

后来开县真的出了很多读书人。有清一代，出了四个进士，全在道光年间。还有举人、秀才，一大串。开州后来被称为'举子之乡'，跟这个郭孝穆，不能说没关系。

当然，一个地方文风兴盛，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郭孝穆之后，还有沈震世建书院，徐久道改建盛山书院，陈长墉建培俊堂……一棒接一棒，跑了上百年，才跑出了“道光现象”。

但郭孝穆是那个最早起跑的人。

一个陕西来的监生，在巴山深处办了一间义馆。他大概没想到，一百多年后，这间义馆会变成一座书院，书院里会走出进士，进士的名字会被刻在县志里，县志会被一个闲人翻到，闲人会在深夜里为这个陕西人写一段文字。

他只是觉得，这个地方的孩子，应该读书。

就这么简单。

县志末尾还有一句奇妙的附记：“闻其归里，寿至百二十岁。”

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愿意相信。一个在巴山深处给穷孩子办了三年学校的人，活了120岁。这很合理。老天爷总得给好人一点奖励吧。

郭孝穆，陕西长安人，康熙五十四年任开县知县。他在开县干了三年，办了一间义馆。一百多年后，开州被称为“举子之乡”。

这中间的关系，你品，你细品。

（刘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