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六年，益州府衙，知州张咏在一张空席前吃完晚饭，侍从收走碗筷，院子里又恢复了安静。

成都的夜并不冷，真正让人难受的，是这座官署里长期没有家人的声音。没有妻子的问候，也没有儿女绕膝。对于从中原来四川任职的官员而言，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特殊遭遇，而是许多人必须接受的生活。

北宋朝廷曾有明确规定，川峡地区的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赴任。所谓“以族行”，就是不能把妻子儿女一同带到任所。有人把妻子改称侍女，试图蒙混过关，查实之后，甚至可能被除名。

这道禁令看上去针对的是官员私生活，背后却牵涉北宋经营四川的根本顾虑。四川盆地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地方社会又有较强的独立性。朝廷担心外任官员在此成家、置业、联姻，逐渐与地方势力结合，最后从“过客”变成扎根一方的人物。

张咏没有能力废掉这条规矩，也没有公开与朝廷唱反调。但他在益州做了一件颇有分寸的事，既照顾了官员的实际处境，又没有把自己推到禁令的正面。

一、一道禁令，为什么偏偏落在四川

宋太祖平定后蜀，发生在乾德三年，即965年。此前的后蜀政权占据四川多年，成都既是经济重镇，也是割据政权经营已久的核心。

宋军入蜀速度很快，后蜀很快灭亡。然而，战争结束并不等于地方真正安定。后蜀降兵被安排前往汴京，途中因为军士侵扰、待遇削减等问题发生哗变。全师雄等人起兵，战火重新蔓延到蜀地多州。

更严重的是，成都城内曾有大批后蜀降兵。宋军将领担心他们与叛乱力量联络，采取了极端处置，造成严重后果。平定这次动乱，远比消灭后蜀本身耗费时间。

这个教训给北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四川不是打下来就能放心治理的地方。

山川险要是一层因素。地方人口、财富和交通条件，又让它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区域结构。官员若在此经营多年，难免产生私人关系。一旦婚姻、土地、门客和地方豪强彼此缠绕，朝廷对外任官的控制就会削弱。

后来四川又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淳化四年，即993年，王小波起兵；次年，李顺攻占成都。起义的直接原因，与博买务强行收购茶叶、布帛以及地方经济压力有关，但朝廷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民变，而是四川社会再次迅速聚集力量。

于是，官员不得携带家眷，便成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治理手段。家人在中原，官员就有回去的牵挂；任期结束，也不容易在当地留下过深的私人根基。

二、官员不愿入蜀，问题不只是想家

北宋文献谈到川峡、闽、广等地时，常说中原士人不愿前往任职。道路遥远，气候不同，任期又往往不短，家眷不能同行，任官便不只是事业选择，也意味着家庭被迫分离。

那时没有便捷的通信。书信从四川送往汴京，需经过漫长驿路，途中还可能因雨季、山险和战事耽搁。官员在任所生病，家人往往很久之后才知道；家中发生变故，也未必能及时赶回。

更麻烦的是，官署并非人人都有条件独居。地方官白天处理诉讼、钱粮、治安，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内宅。长期如此，人的情绪和生活秩序都会受到影响。

当然，禁令并不意味着四川没有女性，也不意味着官员完全没有其他生活安排。真正受到限制的，是把正式家属带来，以及在当地公开建立家庭关系。有人私下寻求陪侍，有人选择忍耐，也有人因此触犯禁令。

地方官若公开违令，容易留下把柄。下属若跟着效仿，又担心被上级追究。规矩越严，官署里越容易形成一种表面肃静、实际紧张的气氛。

张咏恰恰看到了这层矛盾。他并非宽松型官员，相反，他以严厉闻名。若只看他平日的作风，很难想象他会主动为属官留出余地。

三、张咏的脾气，决定了他的处理方式

张咏，字复之，濮州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即980年，他考中进士，后来出任地方官。

他早年就以刚强、果断著称。担任崇阳县令时，曾处理过库吏盗取一文钱的案件。库吏辩称只是一枚铜钱，张咏却写下“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判词。

这句话后来流传很广。案件细节经过后世笔记转述，难免有加工，但它确实反映了张咏的治理理念：小恶若无人追究，最终会变成大患。

他给自己取号“乖崖”，意思是不随众、不顺俗。这样的性格，使他在官场上不太讨喜，却容易在混乱局面中立住规矩。

淳化五年，即994年，张咏出任益州知州。当时李顺起义刚刚平定，成都及周边仍需要重新整顿。史书称他治蜀“恩威并用”，这四个字很关键。

只有威，没有恩，官员会畏惧，百姓也会疏远；只有恩，没有威，制度便容易失去约束。张咏先用严厉手段整肃官署，再考虑怎样让这套严厉的秩序能够长期维持。

据宋人笔记记载，当时益州官属因为害怕张咏，连蓄养侍婢都不敢。有人私下感叹：“如此下去，衙门倒像寺院了。”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人的原话，但它道出了官员们的处境。张咏听到类似议论后，没有简单斥责，而是采取了一个让旁人意外的办法。

四、他没有废令，却先替众人承担风险

史料记载，张咏“不欲绝人情”，于是自己买了一名侍婢，用来照料日常起居。此后，益州官属才陆续有了类似安排。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买婢”本身，而在于谁先迈出这一步。

张咏若要求下属严守禁令，自己却暗中享受便利，便会成为典型的官场虚伪；若他完全不管，属官又可能因为生活失序而影响公务。他选择由自己先做，并且把边界划得很清楚。

侍婢不是妻妾，不能借此改换身份；照料起居也不等于可以任意欺辱。张咏用自己的名望作担保，让这件事停留在生活照料的范围内，而不是演变成地方婚姻和私人势力。

有人问：“大人这样做，不怕朝廷追究吗？”

张咏的态度，或许可以用“只求不绝人情”来概括。他并没有主张人人仿效，更没有要求朝廷撤销禁令。他只是以知州身份先承担可能的风险，把一条地下缝隙变成官署中半公开的默契。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传统政治处理方式：法令仍然存在，执行却要给现实留下尺寸。尺寸太紧，制度会把人逼到暗处；尺寸适当，反而容易维持秩序。

张咏在益州任职多年，离任时还出资替这名侍婢安排婚嫁。相关记载特别强调，她离开时仍是处女。无论这一细节是否经过后世叙事强化，它所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张咏要证明自己没有借长官身份占有弱者，也没有把侍婢变成自己的私产。

这才是“妙招”的分量。

他没有挑战朝廷禁令的政治目的，却处理了禁令造成的生活困境；没有把事情闹大，却让官员们不必在孤独、恐惧和违规之间反复挣扎。

五、四川的治理，不能只靠铁腕

张咏治蜀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作为，那就是推动交子制度的发展。

当时四川流通铁钱。铁钱价值低而分量重，商人进行大宗交易时，往往需要携带大量钱币。买卖茶叶、丝织品和蜀锦，如果完全依靠铁钱结算，运输成本极高，途中还存在损耗和盗抢风险。

民间因此出现了交子。商户把铁钱存入富户或铺户，换取纸质凭证，再凭凭证进行交易。这样做轻便许多，但私人发行也有弊端。一旦发行者资金不足，不能兑现，持票人便会遭受损失。

张咏在四川任职期间，对这种民间信用形式加以整理。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后来选择十六家富民共同主持交子，设置兑换期限，并采用较为统一的形式。

交子并不是张咏凭空发明的，更准确地说，他把已经出现的民间做法纳入治理框架，使其从私人信用逐渐走向制度化。它解决的不是“钱不够”，而是钱太重、流通太难的问题。

这与侍婢一事有相似之处。

面对现实困难，张咏没有动辄推翻旧制，而是寻找一个能让制度继续运转的办法。铁钱没有马上消失，官员不得携带家眷的规定也没有被他公开废除，但在原有制度旁边，都出现了新的调节手段。

有意思的是，张咏最受后世注意的，往往正是这些缝隙中的办法。真正高明的地方治理，未必都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有时只是把已经堵死的路，稍微疏通一些。

六、一个过客，如何获得地方信任

张咏在四川并非没有争议。他性情刚烈，办事峻急，得罪人是常事。对官员而言，他不像一位容易相处的上司；对百姓而言，他也不是一味讨好的地方官。

但四川在北宋初年最缺的，正是能够在动荡之后重新建立秩序的人。张咏严惩贪墨，整顿吏治，同时注意减轻制度运行中的不便。他既不放任地方势力，也不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百姓刁顽。

景德年间，张咏离开四川，后来又担任重要职务。宋真宗曾对巡抚使谢涛说，得到张咏在蜀，自己便不必忧虑西方事务。这句话未必意味着张咏毫无缺点，却说明朝廷认可他在四川的治理成效。

他自号“乖崖”，一生确实有几分不合群。严惩一文钱盗窃者，是他对官场积弊的警惕；默许官属置侍婢，是他对人情现实的承认；整理交子，则是他对地方经济需求的回应。

三件事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制度不能只写在公文里，还要落到人的生活和地方的实际之中。

北宋那条不许官员携带家眷入蜀的规定，原本是为了防止外任官员在四川扎根，避免地方势力重新形成。它有现实背景，也有统治者的安全焦虑。但任何禁令一旦长期执行，都会产生新的问题。

张咏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挑战制度的人。他只是明白，官员也是普通人，地方治理不能依靠长期压抑来维持。该守的边界守住，该留的余地留下，官署才能保持运转。

这位知州的办法，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很有效。规矩还在那里，生活不至于被规矩逼到失控；朝廷仍然放心，属官也终于有了喘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