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贵阳9月4日电 题：贵州穿洞遗址何以重构史前人类交流图景？

——专访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张兴龙

中新社记者 袁超

穿洞遗址坐落于贵州安顺普定喀斯特溶洞，于1978年发现，先后开展三次发掘，2022—2025年新一轮发掘取得突破性成果。遗址文化堆积厚6米，人类活动连续跨度近7万年(距今约5万年—8000年)，完整覆盖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这种长时间尺度、无明显断层的史前人类遗存序列，在东亚同类遗址中十分稀缺。

为何说穿洞文物重构史前人类交流图景？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张兴龙。

贵州省普定穿洞遗址远景(南洞口)。(资料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图)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贵州普定穿洞遗址哪几件文物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张兴龙：第一类为早期现代人臼齿化石(距今约5万年)，这是穿洞遗址第二期出土的人类化石，也是穿洞遗址最具颠覆性的发现。其形态上属于早期现代人，但是，遗蛋白质信息也显示现代人，可能有丹尼索瓦人渗透。这进一步显示，贵州洞穴遗址由于自身保存化石的独特优势，在探讨现代人起源问题上具有重大的科研潜力。

第二类为距今约3.7万年穿孔装饰品。这是一件方形赭石块，穿孔处留有赭石粉末，是中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经人工加工使用的石质装饰品。

第三类为距今3.7万—3.3万年的多件窄槽砺石，既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窄槽砺石，也是东南亚地区发现最早、最北端的同类器物。它可能暗示了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地区长时段的文化交流，为揭示此类工具的起源与传播路径提供了关键线索。

第四类为距今3万年—1.4万年赭石加工遗存，包括带有人工加工痕迹的赭石块、表面附着赭石粉末的穿孔装饰品，以及第⑤层一件凹石表面残留的赭石，印证的是古人类对矿物颜料的有意识采集与加工利用。

第五类为2500余件磨制骨角器。穿洞遗址出土骨角器类型包括骨铲、骨锥、骨矛头、骨箭头、骨鱼钩、骨叉型器和牙器等，使穿洞成为东亚地区磨制骨器出土最多、类型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与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同类材料对比研究提供了系统样本。

第六类为距今约1.2万年前后特殊的人类埋葬行为。如M2是一座极具仪式感的“头颅葬”：成年头骨被破碎为30多片，规律地呈8层叠放，且伴生火烧灰化痕迹，上方还覆盖多块石块，这种复杂的仪式性行为填补了东亚地区史前人类丧葬习俗的空白。

总结来说，它们共同印证了一个核心命题，穿洞遗址是一部用实物写就的、跨度近7万年的无字史书，对研究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等重大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贵州省普定穿洞遗址出土的骨制装饰品。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中新社记者：该遗址对研究古人类体质演变与遗传过程、分析该区域古人群适应环境的能力与生存方式，有何实际意义？

张兴龙：体质与遗传演化研究层面，该遗址人骨呈现出原始特征与现代特征并存的镶嵌形态，结合不同层位的长时序样本，可验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学说在西南地区的适用性，填补了云贵高原5万—1万年间古人类体质资料的空白；其中距今5.1万年的人骨古DNA证据是中国南方较早的早期现代人分子生物学证据，既证实现代人5万年前已抵达该区域，支撑了现代人扩散的“南线假说”，也为研究区域人群延续性、南北人群基因交流提供了关键样本。

在古人群环境适应与生存方式研究层面，牙齿磨耗状况与病理痕迹可直观复原古人类的行为强度、饮食结构与健康压力，成为反映喀斯特生境下人类生理适应与资源利用方式的直接证据；遗址发达的骨角器工业与成熟的用火技术，是古人类适配喀斯特地区石料稀缺、动物资源丰富的环境特征，最大化开发本地资源的核心技术创造；同时，遗址完整记录了当地古人群从广谱狩猎采集到植物利用逐步强化的生业演变过程，为探究中国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提供了典型的西南案例。

贵州普定穿洞遗址出土的古人类牙齿化石。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中新社记者：该遗址对探索中国南方地区晚更新世以来现代人起源、演化、扩散和交流，有何具体印证？

张兴龙：穿洞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骨角器、艺术品、颜料、墓葬等遗存，从体质演化、行为认知与人群互动三个维度勾勒出一幅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早期西南地区古人类的生存图景。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它为现代人在中国南方的长期存在与行为演化提供了时间标尺和体质证据。更难得的是，此后在第三期至第五期地层中，遗址又陆续发现了早期现代人的化石遗存，连续演化的证据非常清晰。而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遗址还发现了3座具有仪式性的特殊墓葬。这使得穿洞成为中国南方首个实现“旧石器中期人类化石—晚期人类化石—过渡期墓葬”三者共出的遗址，为云贵高原及中国南方现代人群的形成，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系统证据。

第二，它为现代人复杂行为能力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提供了关键实例。穿洞遗址出土的2500余件骨角器，反映出穿洞人群对有机质材料进行了系统性的开发利用。通过对这些骨角器的类型与组合进行研究，我们可以还原出不同时期人群如何应对环境变化、调整生存策略。

第三，它揭示了古人群多层次的扩散与交流图景，在分子考古层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穿洞遗址在第二至第五期均发现了古人类化石。最新的古蛋白分析揭示了距今5万多年丹尼索瓦人的蛋白序列；而在后续距今3.7万—1.2万年间的古人类化石中，这种丹人的遗传信息仍然持续出现。这一突破的学术意义在于：丹尼索瓦人作为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广泛分布的古老型人群，其与现代人是否发生过基因交流、以何种方式交流，长期缺乏直接而确切的化石证据。穿洞的发现首次给出了答案，丹人的遗传信息反复出现在早期现代人个体中，说明这种基因交流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多波次、持续性的。这表明，云贵高原在数万年前就已经是不同人群相遇、交融的活跃地带。

中新社记者：穿洞遗址拥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连续完整的文化堆积，跨度超7万年，这种超长、无断层的史前人类活动序列，在全国乃至东亚史前遗址中稀缺性体现在哪里？

张兴龙：穿洞遗址的稀缺性，核心在于它同时满足了“年代连续无断层”“多阶段人类化石关键节点证据”“遗物类型丰富、数量可观”三个条件，这在全国乃至东亚史前遗址中极为罕见。

首先，它是一部史前编年史。全国多数旧石器时代遗址年代集中在某一阶段，如北京周口店代表中更新世，山顶洞、水洞沟代表旧石器时代晚期，均无法在同一遗址内完整呈现从中期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演变。穿洞遗址将通常需要多个遗址才能拼凑出的时间轴线，压缩在了一个洞穴内。

其次，它在现代人起源与行为多样性的关键节点都有突破性发现。再者，它完整保留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层。遗址第四期(距今约1.2万-8000年)出土了千余件磨制骨器、局部磨制石器，以及具有仪式性的特殊埋葬行为。这不仅丰富了东亚地区史前丧葬习俗的证据，更为探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人类生业模式变化和区域适应策略研究，区域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独特模式等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材料。

综上，穿洞遗址的稀缺性并非单一要素的突出，而是时间跨度、阶段完整性、关键过渡节点与高信息密度的叠加。它相当于一部用实物写就的、跨度7万余年的“史前人类演化长卷”。(完)

受访者简介：

张兴龙。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张兴龙，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普定穿洞遗址考古领队。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系，长期深耕中国西南旧石器时代考古、洞穴遗址考古、古人类演化与史前文化交流研究。

长期主持贵州喀斯特洞穴遗址系统性考古工作，先后担任贵安招果洞遗址、普定穿洞遗址考古领队，其中招果洞遗址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2—2025年牵头实施时隔40年的普定穿洞遗址第三次联合考古发掘，联合中科院古脊椎所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为厘清东亚现代人起源、西南古人群与东南亚史前文明交流提供关键实证。